张仃1960年代仿西方现代绘画作品
毕加索在现代绘画史上引起的最大震动与争议，是他的“立体主义”与魔幻式的“变形”。1907年《亚威农少女》问世时，西方绘画界几乎无一人理解，甚至连他最亲密、也最前卫的伙伴布拉克都不例外。这种艺术语言传到中国，其命运可想而知。尽管在中国古代画论和民间绘画的艺术实践中，不乏与这种语言相通的因素，但受制于近代以降启蒙救亡的时代需要，西方的写实主义绘画成为中国画家模仿的主流，传统的“文人画”和民间艺术作为封建遗产被打入冷宫，中国人也失去了理解毕加索的有效途径，某些新派画家对毕加索及西方现代艺术的追随，除了给人们增加讥讽的口实，别无结果。当年，鲁迅就一再嘲讽沪上新派画家的“变形”，认为这是缺乏起码的写实能力。
然而，这种常人难以理解的“变形”，对张仃却极为自然。1940年在重庆，张仃看见了毕加索经过立体主义之后的第一幅画《椅子上的黑衣少女》（1937年），兴奋得不能自持：“我看见一个少女的正面与侧面，经过概括了的，化了妆的，明艳照人的脸，长长的睫毛，长长的黑发，黑上衣，花格裙，典型的法国美女。如用古典的方法描绘，顶多不过是一幅时装广告而已——毕加索用最现代的方法，画了最现代的美女典型。他是冷静分析，大胆概括，热情表现。”——这是40年以后张仃的文字，激动之情依然，不能不让人惊叹他艺术感觉的敏锐！大概只有那种既未受过西方古典学院派洗脑，亦未受过“四王”八股山水束缚，始终不离艺术的源头活水——民间生活的人，才会有这种眼光吧。对同时期毕加索的另一幅作品《哭泣的女人》，张仃甚至读出了画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感”：“在那么巨大的痛苦中哭泣的女人，令观者战栗——这种画，用别的方法，决不能给人如此强烈的印象，毕加索不是用手，是用他的心，是用他的灵魂来画的。”而对《格尔尼卡》，张仃更是推崇到极点——
有什么语言，能够这样直接、强烈而深刻地控诉法西斯暴行呢？他不采取直接手法，因为关于二次大战的写实场面，在战争期间或大战之后，不论是照相或电影，真是成千上万，那才远比绘画更真实、更细致、更感人呢。
毕加索是用绘画来表现，他的艺术手段是不能代替的，背景很是单纯，人物，牛，马，起火的房子，举灯的人，马蹄下手握匕首的死者，死去的孩子，疯狂的妇女……他把战争的印象如此深刻地烙在观众心上。
《格尔尼卡》结构宏大、严谨，人、马、牛等细部，极深刻而稚拙，认真刻画的线条，有如儿童画或东方石刻艺术。色彩只用黑、白、灰……不仅是战争的纪念碑，也是20世纪绘画的一个里程碑。
其实，以中国民间艺术的视角来看，毕加索的这种“变形”并非不可理解，在中国古代的岩画、壁画、年画及民间剪纸中，这种造型方式并不鲜见。事实上，毕加索也是受非洲民间艺术——雕刻的启发，才掀起了这场划时代的艺术变革。人类原始的灵性，最具艺术性，最不受现代理性和文明的束缚，毕加索的伟大，在于作为一个现代人，能够穿透现代文明的屏障，返回自然的家园，像儿童一样无拘无束地观察生活，创造艺术。对此，张仃心领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