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娃肖像》（1970年代初，张仃）
然而，在那个年头，作为毕加索的知音，张仃注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回顾张仃的一生，他因毕加索受打击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延安，第二次是“文革”，两次打击对他的人生和艺术历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后一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艺术方向，给他的艺术注入了一种沉郁悲壮的生命新质，使其升华到了新的境界。1938年张仃一到延安，就遇上了麻烦，原因很简单：他将在上海、南京流浪时的自由艺术家做派带到了革命圣地，成了延安的“三大怪人”之一。在鲁艺的讲台上，张仃对素描、透视、解剖之类不感兴趣，却大讲毕加索、凡高、印象派，讲现代绘画的色彩与变形规律。他甚至还为延安的文化人画了漫画肖像，手法很夸张，还在鲁艺办了展览，据说萧军被画得像土匪，刘白羽像只小白兔，华君武瞪着眼睛。这样的东西，理所当然引起了鲁艺领导的注意，在为此而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人发难，说张仃是在“丑化革命作家”。这样的批判，张仃闻所未闻，当然不会服气。现在来看，问题很简单，是张仃喜爱、并且视为天经地义的“变形”，受到了艺术细胞不够、政治嗅觉过头的革命同行的误会。在他们眼里，“变形”与歪曲丑化没有什么两样，用在革命同志身上，自然是别有用心。鲁艺这个地方政治气氛虽然很浓，但艺术上却推崇西方的学院主义，不像国外的左翼艺术家普遍倾向“现代派”，也是一桩有意思的事。受了这次批判后，张仃的创作兴致大减，中止了多年的漫画创作。鲁艺美术系的领导、漫画家蔡若虹常拿张仃喜欢毕加索一事对其进行嘲讽。他们的窑洞靠得很近，有一次蔡若虹请客，在院子里宰鸡，当着众人的面，他把剁下的鸡头称作“毕加索”，声音很夸张，还宣称，毕加索搞的“立体派”，他一天可以画几十幅！
《贾桂琳与花》（毕加索，1954年）
然而，设身处地想一想，在当时的环境下，蔡若虹的举动并没有大错。那是一个急需普及性的写实绘画来为革命事业摇旗呐喊、唤起民众的时代，像毕加索那种复杂的“变形”，对于一般的中国民众来说，无异于天外之物，即使是今天，类似的对毕加索的轻蔑之论，不是依然经常可以听到吗？从这个角度看，错的不是蔡若虹，而是张仃，只怪他艺术感觉太灵敏、太超前，而且那股艺术家的“痴”劲儿总是不合时宜地发作，当然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
比起第二次打击来，第一次打击只能算小菜一碟，但批判的思路，却有它的延续性。这第二次打击是致命的，差点致张仃于死地，其最有力的发难者，仍然是他延安时代的同行，所不同的是，这些人自己后来也没逃脱被批斗、变成“牛鬼蛇神”的命运。
说起这次打击，可以引出长长的故事。其实，在这个灭顶之灾到来之前，张仃有过一段比较宽松的时光。历史毕竟已进入和平时期，新中国面临文化复兴的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通过“洋为中用”来达到目的。此时的毕加索，已加入法国共产党，并且刚刚发表过声援朝鲜人民的巨作《在朝鲜的虐杀》，他的和平鸽飞遍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对张仃来说，是一件多么令人欣慰的事，这意味着，从此他可以放心地走近毕加索，而不必再有政治上的顾虑。事实证明，张仃还是太乐观了点。
冥冥之中仿佛是上帝的安排，这期间，张仃竟有机会与毕加索会面，圆了自己的梦。毫无疑问，在那个年代，张仃能有那样的机会，离不开他的红色背景和建国初期“包装新中国”的功劳。上世纪50年代初，张仃多次被中共中央委以重任，出国主持了一系列国际博览会的中国馆的设计，到过的国家有苏联、瑞士、捷克、波兰、法国和意大利等，这使他有机会亲睹欧洲各个时期的绘画作品，了解世界美术的最新潮流。1956年的巴黎之行对张仃显得不同寻常，因为在此之前，他去的基本上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这次不同，是资本主义的法国，而且是他崇拜已久的毕加索旅居了大半生的国家。张仃预感此次出国极有可能见到毕加索，为此，他提前准备了自认是最好的礼物——一对珍藏多年的民间门神版画。他相信，毕加索见了这对门神，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