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志杰很忙，不过，再忙他也在上海双年展开幕那天，从杭州带着一帮中国美院的学生来看展览。中午时分到达，午餐后先来到上海二十一世纪民生美术馆（M21），掐着上双的时间点，这里的开幕大展“多重宇宙”正当其时。

年轻的学生们常常跟不上老师的步伐，“我一般看展览都很快”，邱志杰边走边讲解，这个我们在课堂上说过，那个装置还可以如何如何做得更好，手里相机“啪啪啪”的快门声音从未停止过。他的电脑里有专门的文件夹存放各种展览拍下的作品，分门别类，命名得极为清晰。

上一届上海双年展总策展人、艺术家、中国美院跨媒体艺术学院教授，邱志杰的多重身份带来了观察上海双年展的多重视角，多年的资料累积又增添了历史的维度。在他眼中，上海双年展是一个考察中国当代艺术走向的风向标，他希望，未来上海双年展能够更多的担负全球使命。

“做城市馆是战略问题”

记者：2012年，您作为总策展人给上海双年展带来了两个变化，一个是场馆的迁移，从老的上海美术馆迁移到世博会的“未来城市馆”，另外一个变化，是第一次设立了城市馆，背后的考量是什么？

邱志杰：原来老美术馆的空间，当然跟上海历史有更深的结合，那样老的殖民建筑，说实话完全展不了装置，是非常不好用的。它是一个历史保护建筑，每一个木线条都不能碰，挂挂国画、油画就是了，展个录像，投影机都得搁地上，挂在天花板上都是不行的，现在有这么一个馆可以折腾真是幸福多了。不过，缺点也有，现在的场馆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公共汽车路线都还有问题，不过，因为一直在用国际规范来操作一件作品，这里还是比较深入上海老百姓人心的。不管多远，老百姓还是会来看的。

做城市馆，是定大局的战略问题。只要坚持做城市馆，上海双年展一定会挤入一流双年展，因为中国会成为一流国家，所以上海双年展只要坚持做城市馆，一定可以在一些年的工作之后达到一个比较好的高度。

记者：主题馆和城市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邱志杰：主题馆更应对当下的，更应对时代的，在威尼斯是国家馆撑起了基本品质，相当于做了一个火锅，这个人带一盘肥牛，那个人带一个豆腐，肯定有一道菜是你爱吃的，所以威尼斯可以主题展做得很差，每年还是得去，因为德国馆不好美国馆好，美国馆不好英国馆好，总会有好的，不会白去威尼斯，保住了双年展的基本盘，放大了在国际上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其实是让城市馆的这帮艺术家看你的主题馆，给他们设一个擂台，让他们来这儿互相比赛，每个人都会拿出最大的能量，最大的力气来争取赢，城市馆才有意义，而主题馆也会获得世界影响力。主题馆会有博弈和不可预测性，城市馆就是一个擂台，策展权可以下放给那些城市馆的策展人。

记者：外籍的策展人和艺术家的参与，还有城市馆的设置，把上海双年展拓展为一个世界性的平台，从另个角度看，如何才会有上海这个城市自己的特点呢？

邱志杰：恰恰不应该过分强调上海的特点，上海的艺术生态才会获益。你想威尼斯双年展如果参展艺术家90个有60个是意大利艺术家会伟大吗？

记者：这个问题不是要强调艺术家里中国人或者上海人的身份，而是上海双年展要有上海自己的特点，和城市的特质融合在一起。

邱志杰：很难说有没有上海的特点，这是中国的特点，就是延续性。它的命题，从海上上海、都市营造、影像生存、快城快客，连起来几乎是一个句子，一个个短语几乎可以连成一篇文章，是一场连续的，接力的书写，重新发电、社会工厂，是一条链条，一步步往前推，这条线索极其鲜明，跟威尼斯双年展这一届否定上一届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威尼斯双年展的模式注定每个策展人都要显得跟上一届完全不一样，都要颠覆上一届，都是断的，这届很左很文献，下一届就会很艺术家中心论，这一届又会很左，下一届又会很右，钟摆运动。

上海双年展命题的延续性是因为有艺委会（现在是学术委员会）的长期存在，策展人会变，学术委员会还是相对稳定的一圈人，这圈人的基本态度决定了策展人不会歪到哪里去，而且现在已经有一种自觉，有意地延续命题的连续性，这个是中国特色，或者说上海的特色。

上海双年展的使命

记者：接下来想探讨的是上海双年展和空间的关系，以二十年作为观察的维度，小到PSA场馆的空间，大到上海整个城市的文化空间，上海双年展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邱志杰：我觉得每个阶段使命不一样，一开始是为了合法化，人们不相信可以办到现在，通过上海双年展为中国的实验艺术走出地下状态来争取社会空间，1996、1998年以后，这个使命完成了。

2000年之后，上海双年展开始了“城市自恋”的阶段，就像第一届柏林双年展主题就叫“柏林”，第一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主题就叫“伊斯坦布尔”，总有城市历史的重新书写。所以，200年上双的主题就叫“海上上海”，接着是探讨建筑都市营造，探讨媒体、影像生存，探讨快城快客，探讨超设计，到了高士明那一届的巡回排演，开始转向社会议题。

“巡回排演”，其实是一种隐喻，要把所有的社会实践、历史实践都当做一种排演，随时可以重新排过，要用做实验的态度，用排戏剧的态度进入历史生活，进入社会生活。我那一届非常明显在谈社会，我说重新发电，是真正的电不是这个发电厂，不是煤所发出来的电，其实是在谈社会，再到这一届的社会工厂，其实是一条思路，开始谈社会议题、社会话题。

记者：上海双年展的目标是什么？

邱志杰：我曾经思考过，每个城市做双年展目标都不一样。有的城市就是想跟挣钱结合起来，带动旅游，像伊斯坦布尔、新加坡，所以他们那种双年展有明显的城市空间指路的使命，横滨就特别明显，会有意让双年展散布在城市的各种古迹里；有的只是为了证明我们这个地方也可以有双年展。

威尼斯做国家馆则是一件挣钱的生意，那么多国家馆，要租场地，雇布展公司，那么多人来在威尼斯吃喝拉撒，真的是靠双年展挣钱，美术双年展一结束就是建筑，建筑一结束就是音乐，音乐一结束就是电影节，从来不停，是靠展会经济维持这座城市。

还有的地方做双年展是政治使命，像柏林，要肩负起欧洲大陆，特别是东欧和北欧的艺术中心的这个使命。不是很在乎赚不赚钱，也不在乎老百姓喜不喜欢，在乎的是显不显得很牛。

上海双年展的存在是为了向世界证明，上海是一个开放的国际都市，从诞生那一刻就是一个检测中国文艺政策开放程度、松动程度的温度计，这个使命从来没变过。

记者：对未来双年展有什么期待？

邱志杰：我期待（上双）对世界所承担的使命越来越重，对中国所承担的使命越来越小。就是为国内创造自由度指标的使命有一天完全结束，能够开始对世界输出双年展和当代文化的新思路，去做贡献。人都是靠付出、投入来获得的，要拿出这种胸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