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艺术品市场快速发展,然而,艺术批评却不能说有很大发展,甚至可以说难以展开。原因何在?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
首先是中国人文化性格所致。中国人强调中庸思想,有所谓中庸之道。《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孔子还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中则有“极高明而道中庸”之说。中庸,国人为人处世的最爱。理性的中庸当然是至高境界,但感性的中庸,则往往庸俗化为“当一个老好人”。关于批评的话,那自然就怎么也不肯多说一句了,叫作“谁也不得罪”。
其次是被批评者难见优雅理性。尽管古往今来有许多智者的告诫,如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等,但现实中,多数人还是一闻逆耳之言,便现暴跳如雷之状,缺少理性的优雅和稍安勿躁的淡定。据说清末民初,湖南人陆鸿逵在北京创刊《帝国日报》,并发文痛诋外交当局某人。在一次杨度家的饭局上,一湖南老乡问陆为什么要批某人批得那么激烈?陆鸿逵想了想,慢慢回答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据说这句话当时“流以为隽语”,被载入老乡写的《新世说》里。这句话说出来的道理,正体现着面对意见和批评的理性姿态,值得反思。
艺术批评易陷入利益之争也是个很现实的问题。艺术批评必须秉持公共立场本来是无需特别强调的,但在艺术市场如此繁荣的当下,却往往容易变成站在利益方来发言,或者,即使秉持公共立场,但却因损及利益方,而陷入难以为继状态。当下艺术市场,尚健在的艺术家,其单件作品就能创出超千万元的拍卖价(当代艺术F4、靳尚谊等),乃至近两个亿(湖南画家曾梵志)。此时,艺术批评话语一出场,就会特别“掷地有声”。如郭庆祥被范曾起诉案,此案范曾要求写批评文章的郭庆祥赔偿精神损失费500万元,法院最终判令郭庆祥赔偿范曾7万元并书面赔礼道歉。这样一来,到底是郭庆祥保持了批评的公共立场,还是站在利益另一方有意给予范曾损害而失掉了公共立场,大众就分辨不清了。
还须反省的是,批评的环境没有养成。一方面是媒体自己不敢“多说”。继续从前面提到的案例来看,尽管郭庆祥的批评文章《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是在《文汇报》这一严肃媒体上发表的,且根本没有点范曾的名字,但按法院最终判决来看,媒体“批评”得不对。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代理律师当时就叫屈:“只能说好话,不能说坏话,今后谁还敢去评头论足?”另一方面,媒体自己有时“乱说”。比如当下中国,增办艺术期刊、增开艺术专版专栏非常普遍,但基本上都加入歌颂艺术家的大合唱中去了。凡有助于广告进账,那这名画家多半就是伟大的画家。知名美术评论家陈传席毫不讳言地批评:“我们现在既缺失真正的美术批评家和批评家精神,也缺失真正批评家生存发展的环境。”
其实,艺术批评要能展开,最关键还是要落实在人,人有胸襟才会有整个舆论场的宽容背景及广泛共识。中国人讲究和为贵,但是面对不同意见的表达,不妨再参悟一下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规则:我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某种意义上说,艺术批评能有效展开,也反映着艺术界人群文明程度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