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的第四周，谭平离开了他工作整整三十年的中央美术学院。几个重大的换任持续几天成为艺术圈的话题漩涡，谭平有些犹豫，最终拒绝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提出专访的请求。9月26日，谭平正式就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就任后第三天，谭平的个人展览“彳亍”在偏峰艺术中心开幕。彳亍，意为：慢行慢进，时走时停。作为一位艺术家，谭平的绘画一贯给人以“内观与自省”的严谨感，而这也与他的个人气质以及他多年作为中央美院副院长的身份一致。
半个月后，再次与他约好采访在MOMO咖啡进行。进入正题之前，谭平首先聊到在天津美院做讲座的经历，在讲座的提问环节中，一个学生问他，对于前不久李宝玖退学事件怎么看？谭平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讲述了他在90年代去德国留学期间，自己的亲身经历：“我第一天到了柏林艺术大学，办完手续，外事办公室的负责人给了我一把住宿的钥匙，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接下来一个星期，没有任何人问我、找我，更没有考勤，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偶遇一个台湾留学生,她告诉我应该去找一本学生手册，课程、学分、要求等等都在这个手册上。在这里没有人会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必须自己安排自己。回想起来,在德国学习经历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独立思考和选择,自己的路自己走。”
讲完这段小插曲之后，谭平很快进入采访正题：“今天我们聊什么？”我反问他：“您现在最想聊什么？”“更多的时候，媒体采访谈的都是我的艺术，但这次我希望聊聊艺术教育。”——他十分肯定的说。
启蒙年代
1960年，谭平生于承德，记忆里最初的绘画启蒙教育是看母亲画医学教学图，在那些作废了的病例本背面，谭平留下了他最初的绘画习作，这可能与他日后的每一本画册都使用同样的尺寸有关。12岁，谭平有了自己的美术老师，从如何观察事物，到如何感受事物，启蒙教育在谭平的成长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为他日后的教育理念埋下了自由与开放的伏笔。
“记忆里最初关于艺术的启蒙教育来自于母亲，她即是附属医院的妇科医生，又是承德医学院的老师。那个时候条件艰苦，出于教学的需要，母亲自己动手画了很多教学挂图。她先用线条勾勒结构，再用红蓝铅笔分别描绘颜色，最后还要标出生理结构的名称。这些图总是铺在床上,满满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影响到我绘画道路的选择。后来，母亲在医院带回来很多作废的病例本，我就在病例本的背面开始画画。”
“十二岁我开始正式学习绘画。当老师教会我通过透视的方法在平面的纸上画出一个立体的火柴盒,我觉得这事神了。回想起来,就在那一瞬间,我的眼睛看到了以往看不见的东西。”
“素描给我很多特别的经验。平时我们画素描注重虚实空间的表达,往往画面中的物体看起来总是很朦胧。当我临摹画册《收租院》里面的一个雕塑照片的时候，我的老师说：这次可以忽略光影、虚实，只强调重量。我把这张照片画得很结实。视角不同，世界就不同。此后，我再观察事物的时候，不仅是通过空间虚实的概念去理解，还要摸它，拿起来感受它的重量，这是一个新的世界。”
“这些经历对我后来的教学特别重要，可以用‘启蒙’来形容这样的教学方法。我给学生上素描课时，就让每个人到外面捡来旧的东西画，木头的、废旧铁桶、砖头……捡什么的都有，开始的时候同学们就像以往一样，把捡来的东西放在哪儿写生，我说这样不行，你们得用手拿着画，感受它的质量、质感、温度、包括你与它的近距离……，这就改变了我们与对象的关系。 你把它放在那里，只能用眼睛看到一个面，你只能“观察”，不能“感受”。如果你不仅改变距离，而且介入手的感受，感受它的重量、温度，再来画这个东西，它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我特别强调个人独特感受，作为艺术家只有通过感受，才能把固有的成见抛弃，才能把一个人内心的感动或是本能焕发出来，创造性也由此产生。”
央美，初为人师
1980年，谭平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在西方思潮急速涌入中国的八十年代，谭平与当时所有年轻人一样，开始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艺术思想，并且渴望创造新生之物，传统的课堂教育与艺术实践在学生时代己出现分裂，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反叛伊始。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有了理想，对自己的要求和标准会高，想的问题也会大一些。我们那一代人到了中央美院就是想做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很单纯。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活跃和充满质疑的时期，每天在教室、餐厅讨论素描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哲学对艺术会有什么的影响等等，无处不在的自由气息。这也使我们对学院教学的方式以及内容有很多的不满和质疑，尽管我的绘画成绩还不错。也因为这些问题无法在课堂上得到解答，我就整天泡在图书馆里。当时美院的图书馆并不大，我将开架的画册整个看了一遍，看到有意思就记下来可以再看第二遍。当时由日本出版的《西方美术全集》，对我了解西方的绘画发展过程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自己的实践也是沿着这个发展的脉络，一步步的走过来。从古典写实过渡到印象派，再从印象派走向表现主义，梵高、高更和塞尚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我们的知识结构里没有现代主义这一块儿，抽象派的东西就很难理解了,尽管如此，我也画了一些看似抽象的东西。我感兴趣的这些东西在课堂上是没有的，在当时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抵制这些艺术流派和形式。我画画一直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课上的作业，一部分就是日后发表的很多绘画作品，这些作品从来没给老师看过。当时我就想，有一天我做了老师一定让学生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后来我有幸留校，真的做了老师。”
“我教的第一个班就是方力钧、刘炜他们班，这个班被版画系认为是最难教的。一是不听话，不愿意做版画，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画的画各式各样。我那个时候25岁，刚经历学生时代，很理解他们的想法，我就想用一种方法让大家感觉上课有意思。上课时，我拿了一个光光的罐子，把这个罐子放在一块弄得平平的白布上，让他们画一周。他们不知道要干嘛，就开始画，最后没有人能画得下去，说实在的也没有什么可画的，我建议大家可以‘编’。如果这个人不能‘编’，不会‘编’，是画不完，也画不好。我们看到的好作品都是‘编’出来的。另一个静物训练我拿了一堆东西放在那儿，每个人根据画面需要去选择，组成自己的画面。以往的写生都是老师给学生摆好，学生唯一的自由度就是选位置与角度。现在是没有角度，也没有位置，你自己选东西，坐到教室的角落，在哪儿‘编’。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编’的画面都不一样，有人‘编’得就像写生一样，有的就乱七八糟，没有了章法，但是也弄出了个性。”
“我给予学生所有的训练，都会有一个游戏规则，但是这个规则是建立在尊重每个人个性基础之上的，由你来玩儿。所以每一次新的课程开始的时候，这帮人像面临新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又激发出他们改变现实的能力与勇气 。”
“我认为，这些训练最重要的目的是让学生在观念上从被动变主动，这个世界不仅在你眼前，更在你心中。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去拜访袁运生先生，向他请教色彩问题。他问我：一个红色的苹果，如果拿到暗室去它会变成什么色彩？是白色，红色哪儿去了呢？如果我们把这个苹果拿到火星上会是什么色彩？色彩是可变的，色彩是一个‘谎言’。它来自于你内心，是由你来决定的，短短几句话使我茅塞顿开，我对色彩的理解从此改变。我在教学中特别强调态度的变化，态度不同，你眼中的世界皆有不同。 后来的这个班的同学都很会“编”，因此都很成功，如：方力钧、刘玮、洪浩，杨茂源等等。
“教育是一个复杂的事，真不是讲大道理就可以的，在特定时刻、特定氛围的情况下，某人的一句话可能会影响你一辈子。教育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多创造这样被触发的机会。”
“艺术教育是一对一的教育，不仅是技术与方法的传授，老师与学生之间贴近了，吃个饭，侃侃大山，有可能在某个瞬间学生得到了开启，在艺术上就会有一个飞越，这样的教育就成功了。”
在柏林
1989年，谭平在留校任教五年之后，来到了柏林，攻读研究生。在自由气息浓厚的柏林艺术大学，谭平真正置身于强调个性独立的教育环境，接受现代艺术的洗礼，这些所带来的影响，反映在他的艺术创作上，是开启了他的抽象艺术创作之路；而在教育上，则直接奠定了他日后回国之后的以基础教育为重头，强调跨学科，强调艺术综合能力的培养，以及开放学院教育等一系列具有自由精神的教育理念。
“在柏林艺术大学，我的第一次课就给我很深的印象。我画的人体素描被老师评价为说：画得真好，特别像马蒂斯！站在边上看的同学在笑，我感觉到他们的笑稍微有点儿怪。后来我才知道，当一个老师说你像谁的时候，潜台词是你很无聊，一点价值都没有，无论你画得多好。这一句话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回想我们的教育是谁画的好学谁，以至于成功者甚少，大多在学习大师的过程中被他的光环所遮蔽。从那以后，我学会了另外一个方法：如果遇到特别喜欢的艺术家或作品，看完之后思考如何做的与他不同。这样才有我存在的价值。”
“我们惯常的教学常常要求学生临摹与写生，在好的造型基础上进行发展，这是其中的一种方法。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所有学习的东西都是你的对立面，在这种态度指导下的学习，结果是不一样的。你会有角度、有分析、有个人性，这样才能呈现你自己的特点。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性转折。我曾给学生上过大师作品临摹的课程，要求分析它，并且用自己的方法解构它。我在跟学生讲课时经常说，我们应该弄一个录像，实况直播某个大师的创作过程，然后告诉大家不要学他，学他永远成为不了大师，只有与他不同才有自己的出路。”
“在国内我们经历的都是古典艺术的训练方法，我是到柏林艺术大学之后才理解现代艺术是如何进行训练的。在这里的教学是将艺术的本体语言分门别类的加以训练。注重分析与理解，强调学生感受力的启蒙。视觉的发现、听觉的开启、触觉的感知和思维方式的训练，在多个方面进行。将听觉如何转换成图像课程上，在学院大厅里放着不同的音乐，摇滚、古典音乐、现代音乐，交替播放。学生这个时候特别注意听，不能分析，只能通过直觉，将这种感觉与自己的身体表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通过抽象的线条将感觉转化到画面上。画面的呈现并不是特别的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听觉会变得非常敏感。还有一些其它的转换方法，通过触摸，把不同的材料感觉转化成一个画面，这些训练并不局限在视觉领域。这些教学方法从包豪斯一路走来，从听觉到触觉，从偶发到逻辑思维……非常的丰富。通过这些训练与启蒙的学生在表达自己观念的时候，完全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用绘画、装置，影像，行为的方式。时代决定了艺术教育观念的变化，原来专业化的教学方法远远不能满足今天艺术家表达的需要 。所以说， 今天的艺术教育应加强平台建设，而不仅仅是专业的建设。今天的教育不是建构一个坚固的堡垒，而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倾注于设计系的实践
1995年，作为核心筹建人之一的谭平积极参与主导中央美术学院设计专业的建设工作，鲜明独特的教学理念和显著的教学成果迅速在国内设计教育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建构了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当代艺术设计教育与研究的学科体系，并在国际范围内产生影响。
“经过五年的学习获得了学位之后，从德国回来继续在版画系从事教学。在版画教学中也做过一些新的教学实验，但是总的来讲很多想法做不了。正好中央美院筹建设计专业，学校希望我参与筹建。尽管我对设计了解不多，但这是一个新领域，很有挑战性。当时学校给了我非常大的自由空间，整个的基础课程以及一些教学方法都是按照我的想法来进行的。”
“当时国内的设计教育基本停留在工艺美术阶段，基础教学都是素描、色彩、图案、三大构成等，还有一些基于专业的技法类课程。美术学院做设计教育要做成什么样子的？如何做的不同，有自己的特色？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人才的需求？当时想了很多，和大家一起讨论逐渐明确了目标。在中央美术学院做的设计教育就是要以艺术为核心，以艺术为出发点的设计教育，它强调对人的启蒙，将艺术、人文、个性作为课程建设的核心。围绕这个核心的课程占了基础课的80%，后来我做了系主任，更加强调综合基础的重要，把基础教学的时间延长到两年.美院的设计教育逐渐有了自己的特色，毕业的学生也在设计与当代艺术领域展露头脚。”
“一个院长的理念很大程度决定了学院的方向，不同的时代确实有不同时代对教育的理解。设计系建立时我强调基础最重要，各专业既独立又联通。整个学院的教学结构像是一个扇面，扇子打开，底部是基础，支杆是各个专业，专业之间由扇面连在一起，这个扇面就是一个平台，是最大的一块，重要的是之间的关联。最重要的是底部的链接点，可以打开，也可以合在一起，这就是设计教学的结构关系。”
“所以在教学过程中非常强调交叉课程。同样做一个小课题，会有平面、建筑、产品的学生参加，同时各个专业的老师们也都集合在一块。一个学生的作业，由这些不同科目的老师共同点评，角度不一样，观点完全不一样。一个老师认为好，另外一个就认为不好，他们进行辩论，争得面红耳赤，这种情况是挺多的，学生都在看着呢，学生会琢磨，到底谁对呢？蛮有意思的。”
“教育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在教学中逐渐认识自己的过程。我在课程中，一直不强调最终结果的正确与否，不以某一张作业结果恒定好坏，而是强调学生参与的状态。有一个文字转化的课程，我写了很多词，如‘痛苦’、‘快乐’、‘恋爱’、‘崇高’……都是文字，每个人要用两种颜色组合表达这些概念。这事儿的判断可就难了，两块黑弄到一起也可能是快乐的，也可能是痛苦的，总之你弄出来之后放在一起大家可以看，你要给大家讲理由，讲故事，大家可以评价，可以讨论，还可以通过投票的方式得到一个似乎民主的结果。快乐的感觉具有普遍性，两块黑放一起，大家一投票都认为不快乐，但是你可以坚持你的感觉，有时民主的结果对于个体无效。恰恰通过这样的过程每个人可以认识你自己，每个人除了判断自己还要判断别人，在这样的过程中学生获得很多，对教学的老师也有启发，特别是教师在其中应当扮演的角色。 这样的基础训练还有很多，我出过一个特别小的册子，里边全是上课的小案例。”
改良，还是改革？
2003年，谭平开始担作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分管教学工作。在十余年的教学管理工作中，谭平试图将它在设计系建构的教学方式推广至全院，但这一过程中面临的阻力与困难，常常是理念与体制、利益等多重关系交织在一起构成的“改革之难” ，而谭平认为，他所主张的艺术教学改革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强调每个人学生的价值，改变艺术教育作为精英教育的固有传统。
“中国的艺术教育前十几年在不断的扩招，现在停了下来，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节点，我想在这个时候，观念的转变势在必行。当然任何的改革不是有一个简单的理念就能解决问题，而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只要一改都会牵扯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有些专业或课程在原有的结构当中是很重要的，改完之后那个东西可能会变成边缘，这些课程的教师就会没有课可上，这个阻力会是很大的。我想，现在的教育改革正处在一个节点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但不做大的结构性的调整，是不会有未来的。”
“我曾经的一些改革想法在设计学院的实验中有一些结果，但是如果在其它院系推行就有困难，原因是在一个传统深厚的学院，师承关系是主要特点，这些老师从美院毕业就留校，所受的教育是美院原有的专业教育，方法和理念也随之延续。 改变美院的教学，既要在教育观念、结构、方法上改变，我以为，最重要的是改变教师，更准确的说是年轻教师的观念以及知识结构，让他们了解现代教育的理念的变化，参与到当代艺术实践中来，这样才能真正影响和改变美术学院的教育。我曾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年轻老师通过举办展览，组织现代艺术基础讲习班，经过实践进入当代艺术的领域。利用国际艺术院校调研的机会，让他们了解今天艺术教育的现状，教学观念的发展以及具体课程的教学方法，不断扩大视野，看得多一点儿，感受多一点儿。只有他们改变了，美院才能真正改变。”
“我想用两个字来形象的描述教育观念的变化。一个是学院的‘院’字儿，一个是学校‘校’字儿。‘院’，洗耳恭听，‘校’，树下交流。状态不同，观念也大不同。一个是上下的关系，一个是平等的关系。一个是师徒关系，一个是朋友关系。今天的教育是一个平等交流和互相学习的时代。还是那句话：态度不同，结果也不同。”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都会面临着一个传承的问题，让我们没完没了的纠结。我想，这个问题应当在不断发展中，传统和创新二者得以连接，展现新与旧，历史与未来的和谐。我经常想，如果传统与创新同在一条河流之中，那么两者谁是发源地呢？如果传统是发源地，创新也就成为了这条河的下游，问题就来了，一个没有传统的国家就没有了创新了吗？事实并非如此。我还是想把很多大的课题回归到每个独特的个体来思考，回到每个人去想，这样的教育也就脚踏实地，传承的大问题也就好理解了。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块如此丰富又受区域影响的土地上，我们每个人所受的文化影响与教育也如大不相同，但是我们基因里都有共同传统的一部分，同时又是一个新的生命。教育的目的就是使这个有着共同基因的新生命成为一个个具有独立精神的人，每个人都是一个创造的发源地，涓涓细流，汇流成河，最后成为一条生生不息的大河。我们所说的传统不是死的传统，是活的、生动的传统，我更愿意把传统称其为‘后未来’。‘后未来’，如同运动项目中的赛艇，运动员的后背面向终点的方向，他的目光朝向出发的地方。我们的目的不是回到过去，而是需要知道我从那里来，而内心的视野是投向未来，每个艺术家都希望自己的艺术在未来成为传统中的一部分。”
结语：作为一位艺术家，谭平的创作以其独有的严谨与内敛，实现着艺术的纯粹与精练之美，作为一位教育家，谭平则更像一个温和但笃定的理想主义者，在泥沙俱下的现实中持久坚持与执着着他对教育的热忱，谭平及其理想所走过的足迹，也必将对中央美院，以至中国当代艺术教育留下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