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问题是，位于从属位置的文化挪用方在重演西方权威的释例和现代模型时，却不曾检视其谬误，甚至忽略了自身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支配力量和其思想理论的映射。这么说并不是否决了从属者的力量，事实上文化挪用在其认知和政治转身之间正是把这一点置于焦点位置的。但这一力量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能以简单的回归来解决从属文化问题。我们必须要清楚从属者的组成和动作，以一种更为复杂矛盾的方式来研究文化挪用。
矛盾的是，文化挪用范式，尽管基于对于差异的包容，却恰恰突出了霸权文化和从属文化间的两极对立。现如今，一种对话式的关系似乎更为可信，这其中强加的语言和文化被视为“自己的”，却也是“外来的”，正如同米哈伊尔•巴赫金在其对多语互动(polygossia)的分析中所说的那样。[19]霸权文化元素不仅仅是强加的，更是假定的，[20]它们掌握统治工具来恢复权力体系，却又让文化挪用者朝着被挪用方及其意义和理论发生畸变。
多元化在这里并不意味着一个中性的、多文化景象：差异在一种“班图斯坦”中被中和，又与霸权文化相对化。同样的，它也不意味着一打可用的、可互换的选择，随时随地可以被消费。关键在于，通过各式文化对象让多元化成为一种国际力量，在代表它们自己时，可以积极地使得文化形态更为多样化。诚然，这个力量受制或受控于既有的权利体制，以及它们的传播线路和市场。反之，这些也可以为此力量所用，同时，促使改变。
尽管“全球化”被多数人滥用，这一术语仍然很好地总结了给艺术领域带来世界范围变化的经济进程。诚然，经济上的变化和后殖民、后冷战以及以中国为中心之前的局面，通过与当代社会、文化和主体的互动，已经适应了重要改变。这不禁让我们遐想一个跨领土的、去中心化的、全民参与的世界，它致力于多文化对话，且文化动向朝着四面八方发展。光纤和卫星信息公路的速度让我们忘却了大城市堵塞污染的道路，或者是世界上大部分缺少道路和高速公路的地区。事实上，全球化并不如看上去的那么“全球”。或者，用乔治•奥威尔的话来说，全球化对于某些人来说比另一些事物更为彻底。无疑，在经济、文化以及交流方面，世界已经更为全球化了。无论如何，如同徐文瑞(ManrayHsu)所言，在某种程度上现在的我们都是世界性的，因为“已经没有别的世界存在了”：海德格尔(Heidegger)所指的“在世界中”与“在全球”这一概念共存。[21]然而，我们在这个星球上实际拥有的，是一个由各色大小不一的权力中心延展到多个高度多样化经济地区的根本系统。然而，如此的结构意味着大量保持缄默的地区互不相通，亦或是通过自我边缘化的中心间接相接。[22]
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人口移动的时代。全球化带来寻求经济和文化联系的移民潮，从而在结构上引发了流散这一问题。如果柏林墙的倒塌导致了一次持续到今日的地理重组，那么移民在每个国家内部，特别是最为发达的国家，都在重绘人类社会版图。这使得异端这一概念得到解放，偶尔还包括混乱的文化进程。同时，一种渗透而又矛盾的紧张关系产生了，这包括移民的被接纳、他们原始文化的保存、他们在新环境中引发的变化，以及这诸多过程中的中间地带。迁移、多元文化主义，以及伴随着信息传播和全球多样化而来的差异的广泛扩散，激发了强烈的文化动态。
移民不只靠脚，也用身体的其他部分：在美国，每30秒就有一个西班牙裔的婴儿诞生，一个让塞缪尔•亨廷顿产生天启式恐慌的时间炸弹。[23]如果撇开统计数据和流散不谈，一种流散心态已经演变成新全球化意识固有的一部分。确实有成千上万的人一辈子都在盘算着移民，尽管这在多数情况下不切实际。而精神上的流散比实际的移出更为广泛。
与全球迁移同样惊人的是，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量人口从乡村向市区移动。正因为这些迁移，以及居高不下的出生率，城市几乎是在以杂乱无章的速度扩张，同时，新兴城市也在突起，并且城市人口呈几何级数扩张。在20世纪初，全球只有1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24]而现如今，半数人口居住在城市。1975年以来，世界上的城市人口已经翻倍，而2015年之前，这个数字又将翻倍。这一片动荡之中的关键在于，三分之二的城市人口将会生活在贫困国家。当今非洲的城市化速度位居全世界之首。十二年后，非洲63%的居民都将居于城市。根据计算，2015年尼日利亚的拉各斯(Logos)将凭借其近两千五百万的人口成为世界第三大城市，仅次于东京和孟买，而它在过去30年间人口翻了四翻。在现今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20个城市当中，[25]只有四个位于发达国家。而根据预测，2015年36个大都市中，[26]30个将会位于经济不发达国家，其中包括20个亚洲城市。
显然，城市并没有准备好来面对这样的人口爆炸。而结果是，一亿人口将会无处容身，而其中大部分将是孩童。更多的人栖身在简易而又危险的贫民窟中，与污染、糟糕的卫生条件和暴力一起蔓延城市。情况看起来似乎无可救药， 但如同卡洛斯•蒙西瓦伊斯(CarlosMonsiváis)所言，“城市正处于系统性的毁坏之上”。[27]如同我们传统所认为的那样，城市规划和建筑远不如城市本身自发的惊人适应力来得有用。
这样的人口发展趋势所带有的文化意味是显而易见的。尤其重要的一项是复杂、变形而又多边的过程，以城市代替传统乡村的文化过程，一次牵涉了大范围各色人群的冲击。前所未有的，城市在今天成为生产都市异端文化、新字法和边缘文化的复合实验室，而不论确实边界是否存在，亦或是边界只是一条街道。我们生活在一个移位的世界，同时面临着严峻的问题：白人至上的光头仔和南非种族隔离受害者都有的排外情绪(南非仍是当今世界上最排外的国家)，种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基于不同种类纯洁性的原教旨主义，愈演愈烈的反移民阻力，船民的奥德赛，避难者和难民。最后的这类是流散的极端例子：他们只为离去，不问目的地。
尽管全球化已经极大地改变了通信交流，在南南或者东南(可以说，东方已经从南方分离出去)连结这一方面，除了经济衰退外，并没有太大的起色。在一定程度上，全球化包括了开放和闭塞。全球化的主要模具范式是因特网和卫星通讯，它们开启了一个普遍自由的个人通信时代，但离真正的大规模全球化连接还有一定距离。矛盾的是，这种交流依靠荧幕，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吸引人的回廊，一个真正的、修道院般的当代牢笼。同样地，科幻中的外太空永远是关于宇宙飞船禁锢的高科技环境，而不是关于无穷无尽的宇宙。
我们急需成立和发展横向的线路，这有助于多元化和丰富文化，达到真正地国际化，在文化本身的条件内认可它，建立新的知识体系，展开其他选择。只有多向的互动网络才能让我们所谓的“国际艺术”“国际艺术语言”“国际艺术界”，甚至“当代艺术”真正的多元化。[28]这些既必须却也艰难，因为文化潮流往往与财富的流向一致。
来自各地的艺术家们正应对并参与到这些转变中来。由于主流艺术教条的移位、不同文化价值观带来的改变、非主流手法的引入，以及随之而来的艺术评估的困境，一种确实的紧张关系由此产生。许多问题都攸关紧要：冲突，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表达;城市新兴文化和乡村传统间的对话和冲撞，宗教冲突，混乱、迥异而又起伏的现代化过程;大规模流散，可怕的贫困，社会不公，各种问题接踵而至，顽固，暴力，恐怖主义，战争，贫民区及其文化，全球交流，以及大量保持缄默的地区，一种大同化的倾向以及对差异的承认;变异的身份认知，文化及社会上的混合;广阔的国际网络和地区孤立，文化冲击与接纳.
受制于前面所述的情况，如今艺术、文化和国际化的等式正在被重新洗牌;而这些相应地有助于大致的文化走向。在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中，新生代的艺术家们开始改变现状。他们没有广而告之，也不是有板有眼，而是简单地创作新作品，利用他们本身多元经验的新事件新意象，把自身的差异和特点渗入到更为广泛而又全球化的艺术版图中。古老的巴西食人比喻以及挪用和融合的文化策略不断被一种全新的、 我们称之为“来自这里”的新概念所取代。艺术家们积极地制造第一手的超级文化，不受约束，从他们自己的想象和观点出发，而不是挪用和批判性地再职能化强加的国际文化。这种认知上的改变在于从一种创造性的纳入转向另一种直接的、基于各色对象、经历和文化的国际结构。
总的来说，当代艺术家的工作不在于命名、描述、分析、表达或者创造环境，而是“来自”于他们自身的个人、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并以国际语言加工。所以环境不再是一种简化概念下的封闭地点，而是作为一种空间，国际文化正是由此自然而生。这种文化的表述方式并不是在一个集结和凸显明确差别的框架下，将这些差别拼凑成马赛克并互相对话。也就是说，文化全球化创立的是一种多边的国际编码，而不是一个多面的、由分化细胞组成的结构。它再造全球超级文化的模式有如英语这一国际语言一般，有可能交流，并且被进入大肆扩张的国际网络的各色新兴主题推搡、捶打、再造。查尔斯•埃舍(CharlesEsche)也曾提到，在当今的艺术中，有一种相同性和不自觉单一性的结合。[29]而正如同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瓜塔里(FélixGuattari)就“少数文学”(minor literature)所言，艺术家们旨在在主流语言中寻找到自己的不发达地区立足点、自己的露台、自己的第三世界和自己的沙漠。[30]
差别越来越体现在变化的国际语言和惯例中创造自己的艺术语言，而不是在于表现某地特有的文化或历史元素——关键在于动作过程，而不是呈现。这样的趋势带来了一种新视角，与老生常谈的“普遍”艺术在中心、衍生表达在外围，以及传统文化中诸多“真正的”“他者性”背道而驰。显然，这种中心-边缘的两极性已经遭到了这个迁移、交流、跨文化效应和权力重组的渗透时代的挑战。
艺术家们不再乐于展示他们的护照。此外，即使他们有意这么做，那画廊大概也会出手阻止，不让他们援引地区元素，因为这有可能破坏艺术家潜在的国际舞台。如同科伯纳•麦塞尔(KobenaMercer)所说，多元化有了前所未有的可见性，但规矩是你不能把它大做文章。[31]文化成分更多地在于作品所包含的论述，而不是其本身的可视性，即使是基于本地语言亦是如此。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再着眼于某些国家和地区的鲜明特色。关键在于，这些身份特征是通过它们本身作为艺术行为的特质来彰显自己，而不是取材民间传说、宗教、自然环境和历史中本地特色的元素。这个过程包括了艺术本身的实践。而正是在艺术创作之中，艺术，通过建立可被认知的常量，创立了一种文化类型学。所以，一些特定的艺术行为，是通过艺术家打磨艺术语言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反映自身的环境，来被人们识别的。
在现今这个全球化、后殖民、后冷战和中国中心化之前的世界，“与恶魔同行”是一项合理的策略。当然，它不可能一帆风顺，许多挑战和矛盾仍然存在。除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艺术家们如今在全球范围内展出，更重要的是新形势下出现的质变：艺术家、评论家和策展人努力将先前霸权支配的、限制而又保守的情况改造成一种积极的多重性，而不是被其吞噬。多元化可以是没有围墙的监狱。博尔赫斯曾经说过，最好的迷宫就是广袤无边的沙漠，根本无法逃脱。正如同我们在某些双年展和所谓“全球”的展览上看到的那样，抽象的或是受制约的多元化编织了一个模糊不清的迷宫，却限制了真正积极的多元化。
随着各地艺术家登上国际舞台享誉世界，艺术本身得以获益。然而另一方面，艺术却被简化，其原因在于艺术家必须使用一种由支配霸权建立的通用语言。此外，所有的通用语言，在为所有人所用之前都是为某些个别服务，而这些个别人的权力使得他们有资格将这语言强加在别处。通用语言使跨情境的交流变得可行，但同时它也加固了已有架构，以及组成这门语言的历史、价值观、诗学、方法论和礼法的权威。如上文所提，众多对象凭借他们迥异的情境、文化、经验、主观和议程来积极、多样化地再造当代艺术和它的国际语言，这不仅意味着对这种语言的挪用，更代表着它由分歧走向融合。所以，艺术语言从内部就多元化了自己，即使它仍大幅受到主流导向支配。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控制了语言和表现方式也就控制了含义。[32]诚然，这一切发生在创新和既成事物之间渗透性的拉锯战中，而此间霸权文化展示了它的威力。
世界各地的艺术家都在使用西方主流设立的国际语言，这意味着，这种语言是可以作为当代艺术的传播媒介的，因为组成这种语言的故事、价值观、方法和规范的权威得到认可。自然而然地，在所有的这些元素被接纳的同时，它们也将于不久之后在多元国际化的过程中，随着新兴概念和事物的进入，发生改变。同时，不使用这种普遍语言的艺术将被排除在外，而只能局限于自己本身的环境，在少数种族聚居区中被边缘化。如果我们想到这种国际艺术语言已经把当代性和作为艺术同时代性媒介的条件据为己有，那么这种排他性将显得尤为彻底。如此的教条贬低了不能被纳入其中的艺术形式，好则美其名曰传统，坏则把它当做过时，甚至索性将其贬得一无是处。诚然，这个世界上存在许多毫无意义的冗余艺术，或是限于拙劣模仿的民族现代主义，还有肤浅的衍生作品，以及一言以蔽之，纯商业艺术。然而，排他和低估的问题仍旧存在，而一切只是因为这些艺术形式没有响应受国际认可的规条。事实上，除了少数例外，策展人、评论家和艺术机构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由于基于挪用的模式需要依靠强加的外来文化，它们重演了殖民地情形：食人者只有在吞食时才能发挥本色。而“来自这里”的模式，尽管没有反抗或是释放的意味，且确认了支配霸权的权威，却改变了对抗和挪用的来回搏弈，将从属者由疏离推向了一种新的文化艺术机制，在此机制之下，从属者从外围被纳入了中心地带。无论如何，由于极速扩张的艺术全球传播和艺术家们日益国际化的创作行为，外围艺术不再局限于少数群体的版图和市场。
魔鬼是否帮助了我们?亦或我们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无论答案是什么，随着艺术全球传播的飞速扩张和艺术家愈加国际化的创作行为，艺术已经是一种交叉活动。也许现在，我们才是魔鬼。
(文/赫拉尔多•莫斯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