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当代艺术、文化与国际化这三者间的关系在悄无声息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早在十五年前，我们所处的时代就已是截然不同，而这不仅仅得益于当时开始发展的因特网和移动电话。除了电子信息科技的崛起、全球化的影响、世界各地的飞速现代化以及冷战的结束，这更要归功于艺术创作流通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在这些发展进程中，视觉艺术的全球格局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这样的变化温和、渐进，以至于我们仍不知觉它的变化程度。
我们已经告别了推崇艺术潮流和宣言的时代。如今，当代艺术的议题是全球传播规模的巨大扩张。每年大约有200项双年展和其他周期性艺术活动在世界各地举办，而这仅仅是艺术流通版图的冰山一角。此外，还有各色穿梭于国与国之间的艺文界人士。在此之前，他们可能并不存在，亦或者只能局限于地区。举例来说，少数几个亚太国家就直接从传统艺术过渡到了当代艺术，而跳过了现代艺术这个阶段。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通过互联网“学习了”当代艺术。这一跳跃让传统和现代之间来了一次别样的亲密接触。反之，这一跳跃也给艺术创作注入了新鲜、大胆、坦诚以及随性的元素，让它不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品。这些惊人现象之一，艺术领域的扩张，包括规模和随之而来的改变，对于艺术创作本身的未来来说，并不是十分重要。相较而言，它对于艺术超越界限、模糊边界的趋势而言，更显得举足轻重。一方面，这使得艺术更贴近个人日常生活，而另一方面，它与社会和都市生活更加紧密相连。
随着国际艺术网络、活动、交流和全球公众领域的发展，全球艺术界日益壮大，而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主题也都涌现出来。随之而来的，是一批优秀的本地艺术作品。而由于特定的历史、经济和社会原因，这些作品只有在原有背景下才能发挥最大的意义。我由于工作原因，在美洲中部、印度、巴勒斯坦、巴拉圭这些地方，不仅见识到了强而有力的艺术创作，更见证了由于文化基本建设贫瘠而诞生的艺术家团体和其他艺术场所，以及对于盛行的商业艺术和霸权政权的抗议行为等。
这其中多数的艺术行为可以说是“地方的”，因为它是艺术家们对环境所做出的个人的、主观的反应，亦或者它旨在自身背景下产生文化、社会甚至政治影响。然而，艺术家们往往对其他的文化情境也十分了解，譬如主流艺术，并且渴望登上国际舞台。有时他们会在各国家和地区之间穿梭。即使他们的艺术作品扎根在本地文化或者某些特定的文化背景中，也不会仅仅局限于本国的现代主义或其传统语言。而文化背景本身也随着它与世界大环境的联系而变得全球化起来。即使在战争中，比如巴勒斯坦，也仍有艺术作品挑战我们固有的想法，印证了当今艺术创作的去中心化和广而布之。
1986年，第二届哈瓦那双年展举行，那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展览。它集结了57个国家的690位艺术家，领先法国的“大地魔术师”展三年，更是做到了彻底地把传统艺术拒之门外，可谓今日艺术国际化潮流的先驱。自那以来，艺术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90年代多元文化理论和艺术创作所包括的正确性、定额性，以及新异域主义，已经不再流行。相反的，如今它们只是过于简化的纲领主义的代名词。就在不久前，平衡的民族多元化还是不少展览和活动的主旨。现如今，问题恰恰相反，策展人和文化机构努力体现当代全球艺术的广袤。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是，如何在来自四面八方、不断涌现的新的文化议题、能量和信息面前保持屹立不倒。对于策展人来说，跟随着纽约—伦敦—德国这条经典路线，同时高高在上俯视一切，已经行不通了(尽管不久之前还是如此)。如今，策展人必须要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并且开放思想。我们做得还不够，但一切都在朝积极的方向发展。
我想借由一个寓言来阐述这崭新的艺术文化格局。1994年，我为“熟与生”(Cooked and Raw)的展览图录写过一篇文章，“熟与生”是一次规模宏大的全球性展览，在马德里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ReinaSofía Center)举办，由丹•卡梅伦(DanCameron)策展。[1]我在文章结尾处引用了我母亲讲过的一则加利西亚人的笑话，来比喻应对拉美和后殖民国家所处困境的策略：一边是西方国家霸权的超级文化和国际化，另一边是单一的文化背景、本地传统、无常的现代主义，以及非西方：
一位农民要过一座残败不堪的桥。他小心翼翼地踩上去，边走边念道：“上帝是好的，恶魔也不坏;上帝是好的，恶魔也不坏……”桥吱吱嘎嘎地响着，他仍旧念念有词，直到最终到达桥的另一边。他大叹道：“你们俩都见鬼去吧!”然后继续上路。
原文中寓言就这么结束了。但实际上，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恶魔出现在农民的面前，说道：“别怕，我不是来报仇的。我只是想跟你说：走自己的路，但让我陪伴着你。接受我，我将会为你敞开世界之门。”农民有些害怕，尽管他为人现实又有些野心，但还是同意了。所以十五年来，拉美艺术都是沿着自己的轨迹前进，但却是跟着恶魔的方向，而这恶魔，可能也不是那么邪恶。好在故事还是以大团圆结局：恶魔和农民对于这个互惠互利的协议感到十分满意，于是一起上路。
于是拉美艺术不再依旧，而摇身一变成了“来自拉美的”艺术。[2]“来自”，而不是“拉美的”，亦或者“拉美这里的”。这正是寓言中所喻的一系列日渐显露的两极对立的关键词：本地/国际、语境的/全球化、中心/边缘、西方/非西方。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在这一变化之前，文艺创作的理论背景(通常涉及权力关系、定位与边缘化)。我将以拉美文化的视角为出发点，并着重它在全球化影响下的改变。
巴西现代主义用“食人俗”来比喻他们对欧洲艺术潮流的批判、选择和新陈代谢的挪用，都是合理的。这个概念被广泛使用，来形容拉丁美洲矛盾的反殖民主义文化。艺术家们一边在拷贝(大概只有日本艺术家能在这方面战胜我们)，一边暗暗影射其与西方霸权的关系。而拉美文化兼容并蓄的特性更是助长了这样一种做法。鉴于拉美与西方及其中心的复杂关系，那些被吸收的强势文化元素并不完全是外来的。这种关系是基于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定义和由于各地区早期殖民史不同而导致的差别，更是基于欧洲人的入侵、本地人口的被征服、针对黑人的大肆屠杀、克里奥尔化以及混合。我们与西方主流文化的关系既亲密又疏远：我们是贫穷、顺从而又讨人厌的派生物。所以，“食人俗”使得现代主义得以体现甚至加强某些关键的复杂点和矛盾点，而正是这些复杂和矛盾塑造了这片大陆的文化。另一方面，这一比喻不仅仅适用于拉丁美洲，更直指所有属民和后殖民艺术。
诗人奥斯瓦德•德•安德雷德于1928年创造了“食人俗”这个名词。[3]而它并非理论概念，而是一篇发人深思的诗学宣言。其重点强调属民挪用强势文化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与反抗，以及他们对于保守而又漠然的身份定义的否定。安德雷德甚至不惜说道：“我只对不属于我的感兴趣。” [4] 完全颠覆了真实性所立足的基石。霍米•巴巴(HomiK. Bhabha)曾提出“模仿”(mimicry)的概念，指出殖民主义如何把一种异己面具强加在属民身上，而属民却是通过这面具，在自相矛盾中表示抗议。与巴巴不同，食人主义这一概念基于攻击：主动地吞噬强势文化从而使自身获益。我们必须清楚，拉美现代主义早在后殖民时期就建立了这个概念。而它与巴西文化早期的国际化倾向也相吻合，并受约于开化的、崇尚世界主义的中产阶级的现代化主张。然而，以所谓“三圣”[(霍米•巴巴、爱德华•萨义德(EdwardSaid)和佳亚特里•斯皮瓦克]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者们，将他们的考量基于殖民统治下剑拔弩张的文化关系，主要为英国殖民，以及二战过后的殖民地独立化。然而，拉丁美洲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因为殖民者们早已在这里扎根发芽，并且与当地人融合。殖民政府早在19世纪就已结束，然而现代化和现代主义进程却直到一大段后殖民和新殖民历史过后才慢慢走上了轨道。另一方面，这些思想家们的思想理论体系几乎全部源于英语国家，却忽略了其余所有文化体系，包括整个拉丁美洲。
“食人俗”最早在诗学宣言中的出现，这一隐喻已经作为拉美大陆文化的关键概念而被评论家们引用发展。一方面，这一概念体现了拉美文化从欧洲殖民开始就有的一种趋势;另一方面，它也提出了文化发展的一种策略。食人主义不仅仅在自身充满争议的现代主义起源中得以存活。此外，正如著名学者奈丽•理查德和蒂西奥•埃斯科巴尔所指出的那样，它也被后结构和后现代主义中关于挪用改造、重新定义和拷贝有效性的理论推动。食人主义甚至成为1998年由保罗·赫肯霍夫(PauloHerkenhoff)策展的、令人难忘的第24届圣保罗双年展的主题。
费尔南多•奥尔蒂斯在1948年提出了“跨文化”这一术语，来描述任何文化适应过程中都内含的双边交换，而这一名词也强调了属民文化中的抵抗和认同。[5]马林诺斯基(在他为奥尔蒂斯的书所作的前言中)和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都接受了这个新词，而它之所以被采用，不单单是因为“文化适应”早已是属于人类学的研究语言。“跨文化”在西班牙语中被广泛使用(源自安赫尔•拉马的理论)，后期才随着文化研究被纳入英语。尽管人类学早就明确了外来事物接收者的主观能动性(他们选择、改造、更新)，奥尔蒂斯的新术语引入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强调了从属文化即使在极端情况下的能量，譬如巴西、古巴和海地的非洲黑奴。这个词语本身是对于从属关系的文化再确认，更是一种基于范本的文化策略。
实际上，无论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如巴巴所言)还是从拉康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由于它们没有统一标准，所有的文化都是杂合的。[6]无论是统治还是从属文化，它们总是互相寄生，并且文化挪用从来不是一个被动的现象。接收者们总是根据自身的文化形态来改造他们所挪用的元素，[7]使得这些挪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准确”。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在另一个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和意义往往被忽视，却在接收一方的背景下被赋予了明确的意义。接收者们往往只在意这些元素为自己所用，而不是复制它们在原有背景中的用途。这些“不准确”通常源于挪用行为的文化效力，并且往往具有原创性，被视为意义的新生，正如同欧洲现代主义对于非洲、大洋洲和中美洲图像无知却又高效的占用。
如果挪用这一行为在所有的文化关系中都存在，那么它在从属和后殖民社会中就显得更为紧要。然而，无论是食人俗还是跨文化，都必须要能够摒弃过分肯定积极的涵义。就食人俗来说，这其中所包含的“消化”斗争必须要被呈上台面：有时其结果是上瘾、便秘，或者是更糟的，腹泻。如同洛伊萨•布阿格•德•奥兰达(HeloísaBuarque de Hollanda)所警告的那样，食人俗这一比喻可能会让人模式化地错误认为，拉美文化好比嘉年华一般，永远能从“不属于自己的”文化中受益。[8]尽管如同评论家哈罗德•德•坎普斯所说，这个概念所指的是“批判性的吞食吸收”，我们必须在这个先后现代主义概念所设置的困难面前保持清醒，因为它不属于中性的领域，而是受制于一种默认了依属性自我矛盾的行为方法。同时，我们也有必要检视，“食人者”(cannibas)在消化支配文化时的改变是否最终会把他们自己吞噬。此外，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化挪用也满足了支配文化的需求：一个经过改革的却又可被认知的他者，能在相似中寻求不同。在拉美文化中，他者背离了其与西方超级文化的亲密关系，并有可能成功创造了一种完美的他异性，既促进了属地关系，却又没有完全抹杀霸权与“次级”他者的不同，而二者之间的对比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不同上的。但同时这个“类他者”(quasi-other)也是一面镜子，打碎支配文化的身份定义，就不被接受的“他者性”(otherness)重新定义了属民文化的身份。[9]如果这个“谁吞食了谁”[10]的争辩在任何跨文化关系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的话，那么，拉塞尔•弗格森(RussellFerguson)的命题“人们常常剽窃自己即将发明的东西”[11]也应该成立，而正如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所强调的那样，它着重突出了文化挪用者在主观选择和策略性的用词不当中所具备的力量。就这点上来看，我们必须指出，食人主义和跨文化是由二者早期新殖民现代主义立场以及它们基于人类学的间接联系来进行定义的，和经典后殖民理论中背离了文学评论和殖民社会情况的相似概念有所不同。
关于跨文化，有一点必须指出，如安赫尔•拉马早年所言，这个概念并没有给予选择和创新标准足够的关注，[12]所以伴随着文化发展全新不同的历史环境而来的新字法文化创新和变化并没有被包括在内。比如说，为了分析加勒比地区的文化形态，我们常常强调混合与融合。诚然，这些是十分重要的元素。然而，克里奥尔化的过程，也就是耶利安•布罗姆勒(YulianBromlei)所称的民族分离，[13]对加勒比民族化来说同样重要，在这个过程中，错位的文化针对新的冲突空间而变异，而这也更有助于理解如今全球规模的文化变迁。正如同詹姆斯•克里福德所说的那样，在如今的城市群岛中，也许我们都是加勒比人。[14]
食人主义、跨文化，或者更宽泛地来说，文化挪用和重新定义，这些和另一组描述拉美文化型态的概念也有所关联。这些概念已经被模式化为拉美文化身份定义的典型：混血、融合和混合化。与挪用一样，这些概念针对拉美复杂多样化环境中相关的文化进程，包括其不同类型的对比，文化和种族上的多样化，多个却又共存的时间性，以及软弱无力的现代性。而事实也证明，这些概念在分析此地区文化方向上面非常有用。但是，我们仍不能把它们作为标签直接贴在拉美或后殖民文化上，因为实际上，没有一种文化不是混合的。这不意味着这些概念在分析后殖民社会中完全失去了作用，因为混合的过程对于社会在大跨度的差别、不均、对比和权力下，在文化、种族、阶级方面的构成来说至关重要。
然而，所有基于“综合化”的概念都有一个共通的问题，那就是它们往往忽视了这其中的不平衡和冲突。更糟的是，它们甚至被用来营造一个公平和谐的假象，不仅仅把差别掩盖在了一个一体化的、全民参与的国家表象之下，甚至还有矛盾和臭名昭彰的社会不公，而墨西哥正是这样。萨拉•哈森(SalahHassan)曾经指出，菲德尔•卡斯特罗被问到为何古巴政坛不见黑人身影，哪怕只是没有实际权力的傀儡时，他答道：“在这里，我们都是黑人。”从文化上来说，他的说法没错，但是从种族、差别和权力上来说，此话却并不属实。它利用了文化上的“混血”这一概念，却对古巴的种族问题避而不谈。[15]
杂合化模型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往往导致人们把跨文化进程当做一个数学公式，把元素分离又相加，结果为“第三物”(tertium quid)，是混合的结果。这样的模型忽略了并非文化混合的产物，它可以是完全的创新，亦或是直接借用未经混合的外来元素。另一方面，这些模型默认所有的文化成分都可以被混合，却不曾考虑那些不可融汇的，以及由于不可整合的不平均性而导致的对于混合化的阻力。这些并不总和保守的原教旨主义吻合，这也不是真实性政治的人为把戏，要让一切回归纯洁、本质的起源。更重要的是：威尔逊•哈里斯(WilsonHarris)曾表示，在所有对立体互相吸收的过程中，总存在那么一个空缺(void)阻碍完整的融合，[16]从而产生了一种巴巴所谓的第三空间，而在这个空间里，文化之间遭遇差异。[17]内斯托尔•加西亚•坎克利尼曾指出，混合化的概念并不等同于毫无异议的融合;相反的，它体现了在拉美举国齐现代化的颓靡中，近期跨文化形态下的某些特定形式的冲突。[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