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的人文主义摄影的第三个价值原则就是效应原则，即希望运用摄影图像去唤起社会对那些处于非常态中的人类的关注的原则，在这方面，纪实摄影有过许多优良的记录，L.海因对棉纺厂童工的报导促成了美国联邦政府禁止童工法案的通过，史密斯的《水俣》引起了世界对水银公害的关注……当然除了这些具体的社会效应外，纪实摄影在人类对各种道德价值进行判断方面、在人类对自身的潜能和局限的认识方面，尤其是在唤起对那些处于心理和生理的畸形状态中的人类的同情和关注方面都具有其他视觉媒介所无法替代的作用，比较那些服从于某些特定政治概念的“纪实摄影”、比较那些只对生活作浮光掠影式记录的“报导摄影”、比较那些以猎奇或商业性为目的的“新闻摄影”，以人文主义作为价值基础的纪实摄影就更充分地显示了它的生命魅力。在阮义忠先生《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一书中我发现了这样一则故事，我承认它带给我的震撼力一点也不小于史密斯、阿勃丝或是玛克的照片所带来的震撼力，我觉得它再好不过地诠释了本文所推崇的那种人文主义的精神价值：
卡帕一向以走运出名，同行的其他记者给了他一个诨号“走运的卡帕”，在他死亡那天，他的葬身之地正是战火初熄的时刻，几位记者一同走出战壕在外面散步，背着相机的卡帕说他要到附近走一走，看有没有什么可拍的。不久，这些记者听到卡帕走过去的方向传来爆炸声，大家不由自主地这么说着：“他妈的，又让走运的卡帕抢到好镜头了。”结果是地雷抢走了卡帕的生命!自此，世界又失去了一位伟人——安德烈·弗列德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