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4年由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两家杂志组织发起了“社会科学规范化与本土化”问题的笔会讨论。这一由社会学领域引发的讨论具有很高的学科认知起点。这不仅指它将讨论的核心集中在对“知识论”的态度和理解上，而且指它将“清除伪学、创新秩序，全面建立学术规范”作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当下最急迫的任务”和“对中国文化之重建可能有的一种贡献”{梁治平：《规范化与本土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的双重挑战》，载《中国书评》1995年1月(总第3期)，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第65、71页。}，这既表明了中国社会科学独立的学科意识的加强，也表明了本世纪中叶以来，人文学科内部长期的知识亏空和秩序混乱状况已经使学科自身面临着生存的危机，所以，不论从理论意义上还是从实践意义上看，这场讨论都表明了中国人文学科的一种“知识的进步”。
如果我们将艺术批评也算入社会科学(或者算入人文科学)，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它面临的状况应该说比其他大多数学科糟糕得多，无论从学科传统、知识储备还是从学科人员素质上看情况都是这样。从实践批评上看，它仍处于一种“前科学”，即纯粹经验主义批评的阶段。对重大艺术现象、艺术问题和艺术个案的解释和分析大多基于个体感悟式的经验描述或一些简单的归纳法推理，缺乏专业间有序的、规范化的学科语境;而知识的老化又加剧了批评相对于艺术实践的明显滞后，许多“知名”批评家经常只能搬用一些简单的“美学”用语和一些早期现代主义时期的形式主义分析方法来描述和评价90年代许多具有当代意义的作品。这种状况一方面固然与中国绘画批评的经验主义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艺术批评的当代教育训练的缺乏以及对国际同行的专业发展状况和知识背景了解的缺乏有关，与此相应的则是学科人员素质的低劣，各种运动型、操作型、策划型批评家的数量远远超过学理型、知识型批评家的数量。批评模式、批评方法和批评的社会运行机制的滞后不仅使艺术批评无法真正进入主动“阅读”的角色，而且也使当代艺术现象、艺术流派和艺术个案中许多有价值的问题无法以理论的方式充分展开。如果说在艺术实践领域里存在着现代向当代转型的问题，那么，在艺术批评领域里这个问题则更为急迫。与实践批评的这种失范状况相比，批评理论(或“批评的批评”)领域里的非专业化状况则主要体现为引入知识资源的盲目性以及学科间知识转换过程中的各种“实用主义”、“文牍主义”和晦涩的学风。80年代初中国美术界曾开展了一场关于“形式美”的讨论，这是新时期美术批评领域里的第一场理论争论{黄专：《80年代以来美术理论发展综述》，见严善錞、黄专：《当代艺术问题》，四川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也是美术界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一个突破口，但由于当时批评界对西方现代从沃尔夫林至罗杰·弗莱、格林伯格以来形式主义的批评传统一无所知，致使这场有价值的讨论在理论上只能成为当时“美学热”的附庸，始终没有可能由意识形态问题和美学问题转换成艺术批评的学科问题。如果说在中国文化开放初期这种由知识引入的局限而导致的理论匮乏状况还是能够让人理解的话，那么经过近十年文化、知识的开放和启蒙，美术批评理论领域的非规范化和非专业状况就不能不让人焦虑了。
最近《江苏画刊》组织了一场有关当代艺术“意义”的讨论，其动机在于为90年代以来出现的许多新的艺术现象和形态(如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寻找一种“评价的尺度”{《江苏画刊》1994年第12期，第16页，《力求明确的意义》一文编者按。}，这无疑是一个有价值的建议。事实上，本世纪有关“意义”以及与其相关的有关读者(或观者)在“意义”生成过程中的位置和作用的讨论，一直都是西方从哲学(从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姚斯的接受美学)、文学批评(从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到英美“新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批评)直到艺术史(潘诺夫斯基的“视觉意义”理论，贡布里希关于“观看者本分”的学说)领域的一个中心问题，尤其是在现代语言学领域由索绪尔引发的以探讨语言的“差异系统”及其对“意义建构”的影响为特征的语言学说，几乎对当代政治哲学(路易·阿尔都塞)、精神分析学(雅克·拉康)、后结构主义(雅克·德里达)和文学批评(诺思普·弗莱、罗兰·巴尔特)产生了覆盖性的影响，这一“语言学转向”运动因此而被称为一次改变人类哲学课题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一“革命”的意义在于它将传统哲学中对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探讨归结为对人类“语言”及语言方式的探讨：“思考表达和陈述的本质，即每种可能的‘语言’(最广义)的本质，代替了研究人类的认识能力”{英里兹·石里克：《哲学的转变》，见于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页。}。但这一“革命”的局限也正好在于它将“语言”形而上学化和非历史化的倾向，以及在语言表述上普遍存在的“艰涩的特征”，和由此产生的理解和交流上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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