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如果是一个试图完整理解艺术史的人，那么他在熟悉艺术史资料之后，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采用合理的立场，分辨、处理好各种流派之间的关系，在自己心中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艺术史。这时就需要有一个立足点，才可以观察出其他各种流派的特征。
宋代绘画就是中国绘画史的这个立足点，在此之前，都是比较粗糙的绘画，在此之后，由于宋人已经足够精能，那么从元代晚期开始的各种艺术变化，其实都是“反精能”。宋画的优势不仅在于精能，而是还能够中正平和，所以不俗。站在宋代，往前看，则是努力走向精致，往后看，则是不断的“反宋画”，这就显示出宋画在整个绘画史中的中庸地位。如果你站在这个位置，就会感到非常合适，可以把前后艺术史关系都看清楚。我自己对此深有体会，就是研究宋画5年，再去研究其他绘画，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一些比我聪明、比我有能力的人，不是从宋画入手，到现在还处于迷惘之中。
这个观察的立足点，类似于天平的中间那个杆子，其作用无可替代。书法的立足点，那个中庸的视角，应该是王羲之，熟悉王羲之书法，其他一切书法作品，都可以相对准确地评判。缺乏这个准确的立足点，其他所有坐标都会产生偏移。所以王铎捣鼓一部《淳化阁帖》，就可以成为伟大的书法家，因为他始终与中庸点对话。当然，王羲之的书法，难度超过宋画，这是显而易见的。篆刻史上，老前辈一直强调学习印章，一定要从汉印开始，而不能从流派印开始，以前不理解，现在自己想明白书画的道理，那么印章的道理其实一样的——汉印就是那个中庸视角。
最近一些重要的展览，已经开始接近这个想法，2004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走向盛唐》展览，就是通过多种器物，放置到一起，让观众在比较中看到，在唐代之前，中国各种器物的艺术成分，是如何逐步脱去野蛮的气息，走向现代文明。在这个大方向、大发展中，唐代就是那个中间点。这是在思想上一个有启发性的展览，虽然从单个器物来说，2010年《忽必烈的世界》更加好看。
20世纪很多画家、鉴定家，建议大家先熟悉近现代，再熟悉清代，再明代，由此上溯艺术史。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庸视角这个说法，那么上述从近现代入手的说法，有点误人子弟。这相当于从天平的最右边研究起，也就是从事物的“极右派”开始研究，这样上手，极其容易产生偏差，学习者能否有时间、有精力熬到看到天平中间那个秤杆，都是问题，怎么期待学生可以正确看待整个艺术史?书法也是一个道理，如果你上来就学习汉碑、秦篆，或者上来就学习20世纪书法家，最后才发现王羲之，那岂不是太晚了?只有一开始就关注王羲之，“念念不忘”，日积月累，才会有所进步。如果你从近现代书法，慢慢上溯，到了董其昌，你如何能够理解董其昌在做什么?只会越学越糊涂。
与此同时，在概念上，近现代教育体系，从来没有讲清楚“巧与拙”的关系，这个基本范畴不说清楚，也会导致出现认知的重大偏差。人们认识到艺术的巧妙，在书法领域，是天才的王羲之导致的，在绘画领域，则整整晚了700年，到了宣和时代，才懂得画得很巧妙，这是赵佶的功劳。
但是人们的审美习惯，是阴阳呼应的，看惯了一种审美，就会想到另外一种。对于书法的巧妙，颜真卿给出了“拙”的概念，使得书法一下子丰富起来。对于绘画来说，在宣和时代之前，五代绘画中存在很多生拙的因素，艺术史似乎特别回避这个现象，从来不说哪个时代艺术品不好，哪个时代艺术品的缺陷是什么，其实五代绘画如何会不生拙?在北宋达到绘画的巧妙境界之后，人们就不太容易回到“拙”的境界中。面对北宋的成就，南宋画院用的马夏直率风格，对抗细腻、和谐、全面的宣和绘画，另外一方面，则依然回忆、追想“拙”的艺术，典型代表则是宋、元、明的米芾、赵子昂、董其昌全面提倡董元山水，其审美源头恰恰就是“拙”，董其昌、八大山人山水画，就是这个特殊方向的明确代表，再后期的文人画，有些是这个方向的发展，有些则不是。
绝大多数人的审美，是本能审美，所以，文人画的“拙”，其实也难以得到世人真心赞赏，因为其根本上是反对本能审美的，而不特别提到教育层面，不提到概念层面，来阐述“拙”，如何指望一般学生可以自动理解这么古怪的内容?这一段艺术史的源流说不清楚，在学术判断中，就讲不清楚五代的生拙意味着什么，也讲不清楚看起来奇奇怪怪的文人画，是在对抗什么。艺术的发展，是一环套一环，非常严密且理性的。而现在很多教科书在基本问题上有明显偏差，导致人才难以被选拔出来。
也许有人会问：哪件作品是巧与拙的混合品?这是一个厉害的问题，我觉得，赵佶《柳雅芦雁图》中的柳鸦，可以当之。如果拓展一些视野，那么北宋皇陵的石雕(图1)，似乎也是这样的审美。
在艺术史领域内，勤学苦练不是首要问题，因为很多环节，用功也不太可能立即见效，否则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大师。艺术品，很多展现的是前人的艺术思想历程，只要学习道路正确，总会体察到的。但是入门的第一步，你必须把位置占据准确，也就是本文说的中庸视角，这一点我愿意强调一下，否则你再用功，也有可能是野狐禅。
中国人说中庸，不是说站在两派中间，和稀泥、捣浆糊，而是找到中庸点，去观察世界，这样的你的坐标明确，评判标准可靠。如果不找到这个点，那么学习、世事都很难寸进，历代不乏聪明人，清代诗人也未必都是笨蛋，李杜也未必就神明，但是李杜站在唐代那个中庸点上，无人可以撼动他们的成就。只有站住唐代诗歌的点，才可能细致的研究清代，否则也是一团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