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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应当是个人化、“孤芳自赏”、“闭门造车”的创作，还是应当积极介入现实，从而改变历史的走向和进程?或者，对于已经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时政事件，“艺术”又可否起到纪念、缅怀的作用?这些疑问，是3月2日何香凝美术馆人文之声艺术系列讲座———《台湾现代美术与艺术转型》之中，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向听众们所抛出的。而在一系列与“历史”、“伤痕”、“灾难”相关的艺术创作中，中国现代艺术的渐变过程和发展的关键节点也被间接披露，一种新的“艺术史学观”正在被重新建构起来。
南方都市报：艺术是否也有“记忆、缅怀”的功能?一个时代的艺术，是否有其独特的政治背景和时代性质?从“台湾二·二八事件纪念画展”中，可否解读出艺术与历史、时政之间的若干联系?
李公明：“二·二八事件纪念画展”是在一个怎样的时政背景中催生的呢?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解除党禁、解除报禁，之后台湾艺术的发展呈现了一种这样的显著趋势———介入现实政治十分活跃，其中最典型的标志，就是对历史记忆的召唤，对政治创伤的安抚，与之相关的艺术创作成为鲜明的象征。
在台湾，参与左翼美术创作的艺术家大多有一种社会政治的情怀，对暴政、国民创伤有较深刻的记忆，他们会积极使用各种艺术语言介入到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追忆中去。他们的作品，在艺术表现力上可能稍嫌幼稚，却让观众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真实，让人暂时抛开对纯粹艺术的欣赏，身临其境地回到史实中去。
南都：艺术创作大多被视作一种个人化、个性化的东西。那么，“集体记忆”或某些依附于时代的教育背景、文化背景对艺术家是否会构成影响?这种影响所衍生的美学和艺术是否又会反作用于历史和意识形态?艺术，是怎样改写文化史和思想史的?
李公明：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都有一些“条件反射”式的意识———譬如，为什么我们一听到革命先烈的牺牲，马上就会想起高山、青松、大海这些景物———这种意识是从哪儿来的呢，跟我们的教育背景有关。这些联想，正是“主旋律”式的文艺、艺术文学帮助我们塑造起来的一种视觉印象。这种“印象”表明，文艺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在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所起的作用。
在中国的历史上，很多悲情的事件没有得到及时的采录，失去了承载记忆的视觉标本，所以渐渐被后人遗忘。这方面，台湾“二·二八事件纪念画展”，及相关的美术活动可以为内地提供一些参考———他们通过纪念碑、画展、摄影展等方式留住历史记忆，记录历史，从而形成了一种艺术领域的“报告文学”或“视觉史记”，一种新式美学就此建立起来。
南都：以台湾的“二·二八事件纪念画展”为参照，内地现代艺术的起步和发展是否也有类同之处?如何对内地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成果做一个判断和梳理?
李公明：中国现代美术的起步和发展，是源于各种新兴画展，以及伤痕美术、八五美术新潮等逐步推动的结果。仔细梳理起来，某些阶段的重要艺术作品打破某些旧有规律，事实上起到了缓慢的促进作用———比如罗中立的油画作品《父亲》，就打破了过去的粉饰现实主义，蜕变为一种真正的、带有批判性的现实主义，把农民生活的真实状况摆在众人面前，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突破。后来，艺术创作与农民生活的联系愈发紧密，成为一种创作潮流。这和《父亲》“吃头啖汤”的创作尝试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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