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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凡《圣·塞巴斯蒂安》
刘胡兰不认识圣塞巴斯蒂安，于凡觉得他自己认识。圣塞巴斯蒂安也决不可能认识后世的刘胡兰，于凡觉得他自己认识。于凡认为自身可以出入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古代罗马和现代中国。以两个牺牲者作为对话人。对话的理由也许很复杂，但两个牺牲者的献身理由都很简单，死于信仰。流血是他们最表面的形式。流血对于英灵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流血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一部分。圣塞巴斯蒂安被射杀在柱子上，刘胡兰倒在铡刀下。这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历史事件。于凡(为何)用雕塑形式分别做了两个当代作品，让我们通过雕塑把他们联系起来。
这两个死亡事件都被“当代化”了，洗去了文艺复兴的写实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煽动性和悲剧色彩。玻璃钢表面的油漆光泽阻断了“还原”的历史想象。一个形式主义的主观游戏刚刚开始。在这个游戏贯穿的过程中，戏仿的解构性伴随着。像yBA的后前卫的某些策略性的举动那样，不强调与历史的断裂，而是强调与“历史”更密切的联系。实际上，来自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态度正影响着中国的艺术家。我很奇怪，在于凡的历史情境中为什么没有同乡的历史名人——孔子和孟子。也许孔子、孟子之流虽说都有信仰，但并未死于信仰。他们的血液一直在自己的血管里流动，并未流出体外。身体的完整性从未被金属钝器破坏过。或许这就是于凡的“历史”取材于山西而不是自己的家乡山东的缘由罢。
山西的刘胡兰而不是山东的孔子与罗马的圣塞巴斯蒂安对应起来，这个鲜明的意象在我们的脑际排演成了历史与反历史抑或超历史的独幕剧。在信仰越发式微的今天，圣塞巴斯蒂安身上的箭镞像一颗颗牙齿嘲笑着所有快乐的出入教堂的当代灵魂。这副牙齿在世纪大讲堂上闪动，在滔滔不绝的黄段子中闪动。而那副恶毒而又罪恶的铡刀似乎变成了一把轻巧的剃须刀，在男明星的下巴上轻轻游动，毫无血痕，毫无惊奇。我们记住了“生的伟大”，忘记了“死的光荣”。这个历史独幕剧是一个平面，血腥无非是形式符号。
我相信，“后刘胡兰”会在这个独幕剧里认识“后圣塞巴斯蒂安”的，就像箭镞也可以射穿刘胡兰，铡刀也可以铡下圣塞巴斯蒂安的头颅一样，在这里可以互换不同的历史民族的残酷习俗。这是两个青春间的特殊对话吗?圣塞巴斯蒂安和刘胡兰都被各自的文化或意识形态书写在固定的模式里。这个模式具有崇高的现代性。它不容许圣塞巴斯蒂安认识刘胡兰，或刘胡兰认识圣塞巴斯蒂安。而在于凡的世界里，他们相聚了。历史被延伸到捉摸不定的现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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