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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批判科学——先锋派理论的前世今生
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姆于1937年写下了《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在这篇文章里，霍克海姆为我们界定了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区别。霍克海姆将传统理论定义为文艺复兴以来的，以笛卡尔式主客二元对立模式为代表的经验、科学主义。传统理论将主-客二元对立的这套知识论视为唯一合法的真理来源。并寄希望于通过这样一种方法，可以客观的，完全中立的认识世界，并摆脱一切外在的社会影响。然而，霍克海姆反对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我们不可能完全跳出社会因素而独立的研究问题，社会永远在起作用。同样，霍克海姆还反对在传统科学的理论中，人从属于传统、历史的被动地位。霍克海姆认为理论家反过来也能影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其动力机制的一部分。于是，霍克海姆定义了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源自前笛卡尔时代，否定主客二元对立的、注重主体价值的理论。它的目的是推翻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建立一个理性的、造福于人类的社会。霍克海姆对批判理论的定义影响了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自然也被比格尔所继承。在《先锋派理论》的开篇章节，比格尔谈论了批判科学和传统科学的两个范畴，其中我们不难发现比格尔对霍克海姆的敬意。比格尔在解释学领域谈论了传统科学和批判科学的差异。并在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的争论中呈现了这样的差异。
伽达默尔将“理解”看作是历史性的过程。人总是历史的存在着，当然也具有历史的烙印。对于理解，阐释者是带着历史的成见介入被阐释者的。伽达默尔提出了著名的阐释学基本概念，“成见”Vorurteil（在国内也被经常译为“前见”）。成见是在历史和传统下形成的，阐释者带着成见进入到文本的阐释之中，那么这种成见必然和作者、文本本身的意义产生碰撞，理解本质上就成为了阐释者和文本之间相互影响并相互融合的过程。
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历史性和双向性，具有一些批判科学辩证思辨的影子，但这也也不过是通往老路子的新方法罢了，伽达默尔认清了阐释者将带着成见接近被理解的文本，个人经验和文本意义将发生某种交融。具体而言，他提出了“视域融合”的概念，强调阐释者视域和文本视域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从而使阐释者和阐释对象都超越原先的认识而进入一个相互交织的领域，这是正确的。比格尔赞同伽达默尔关于阐释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然而伽达默尔对于“传统”权威的绝对肯定，又使他回到了传统科学的老路子。伽达默尔将传统视作为一种权威，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之中，没有传统之外的理解者，也没有与传统无涉文本。这仍然是阐释者和文本，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思考方式。而对于传统权威的绝对肯定使得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忽略了人的主体性力量，忽略了主体反思与批判的重要性。
相对于伽达默尔的保守，比格尔选择了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标志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语言哲学转向。哈贝马斯不再关注解释如何发现作品原意的这种传统解释学问题，而是在解释过程批判的评价作品意义和历史意义。
如果说伽达默尔的理论重视本体问题，他强调的是理解在历史、前见、传统之间的“视域融合”，是凭借继承传统而去理解和追问传统。并将理解最终归结于服从传统的权威。那么哈贝马斯在对伽达默尔的批判过程中引导人们注意“反思的力量”，即我们能不能对传统进行反思和批判？在哈贝马斯看来，伽达默尔过分注重传统而把传统看做一切理解活动的先决条件。而事实上，把解释学同对传统的继承等同起来，只是片面的被传统所奴役。当然哈贝马斯也承认传统和成见是理解和解释不可避免的必要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解释着对制约我们的传统无能为力，解释学不能忽略批判和反思的力量，批判和反思将会影响和改变我们对传统的认识。反思将使阐释从对传统的服从到对传统的扬弃。
从伽达默尔到哈贝马斯，从传统的解释学到批判解释学。比格尔的目的只有一个，为我们呈现批判科学的某些特质。那么在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的批判过程中，批判科学的一个特质就浮出水面，即如何对待传统？在这个问题上，伽达默尔是服从，而哈贝马斯将人的主体提到了首位，他重视批判和反思的力量，他认为这种力量可以影响和改变传统。那么关于第二个特质，我们是否能完全摆脱社会的干预？在传统解释学中无论是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还是传统中心论，归根结底都是忽略了人的能动性。批判科学跳出了二元模式，跳出了学科壁垒，而是从社会整体出发，跨学科的、跨文化的、社会的去认识问题。哈贝马斯对反思和批判的重视，对交往理论的强调发扬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介入观点。
对批判科学的解释学的分析，是要阐明批判科学对主体的能动性的挖掘，但这并不是比格尔要强调的全部。比格尔的重点是怎样从解释学出发，“从对传统有效性的理性考察向意识形态的批判的转变”。1
这里“意识形态”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哲学皆包括在其范畴之内，因而比格尔所谈的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就变成了对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文化批判，之所以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一方面是因为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对人的压抑、异化空前严重，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内部所滋生的一系列矛盾待于批判科学去揭露.批判科学的目的“思考理性对象化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关系”2。将意识形态里的真理性成分和非真理性成分区分开来，达到批判的目的。
用批判科学的方式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首先见于马克思对宗教意识形态的尝试。对于年轻的马克思而言，他看到了宗教意识形态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是一种幻象，人们将希望和理想投射到天国之中。另一方面，宗教又是一种真理的成分，因为当我们将心灵创造的幻象投射到虚幻的天国之时，又表现了人们“对现实苦难的抗议”。那么正是宗教意识形态的两面性，使得宗教在社会功能上同样具有一种矛盾性。一方面“通过容纳一种虚幻的幸福经验，他对苦难的生存状态起缓和作用；但在完成这一经验的同时，他又是对真正幸福的建立骑着阻碍作用。”3宗教因其再造一个虚幻的现实，对引起社会变革的力量起到阻碍作用，因而又被马克思批判为“人民的鸦片”。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评模式对于宗教意识形态的有力批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树立起了一个标杆，如果将这种辩证批判模式应用于文学艺术又会如何？对同样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和对宗教的批判是否又是完全相通？
在这里比格尔列举了两位理论家，卢卡奇和阿多诺，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意识形态批判的模式应用于单个艺术作品和艺术群的分析之中。阿多诺和卢卡奇在艾兴多夫的《一个无用人的生涯》这样一篇中篇小说中，看到了如宗教一样意识形态两面性，一方面，这篇小说对资产阶级的社会矛盾，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中暴露的血淋淋的现实有着强有力披露，从这一方面来讲其具有一定的真理成分。但是另一方面，当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变成对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封建社会）的盲目赞扬的时候，这种批评性就不真实了。
卢卡奇和阿多诺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判模式成功的对文学意识形态进行了分析，但是作为和政治意识形态较为接近的宗教意识形态，和相对独立性较大的艺术意识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和阿多诺、卢卡奇的模式仍然具有一些不同。这种差异体现在两点，一点是意识形态批判与社会批判的关系。另一点是意识形态对象的社会功能性。
对于第一点，在宗教意识形态中，宗教和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两者之间直接发生作用，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也就是对社会的批判。而对于艺术而言，这种批判模式首先作用于艺术媒介本身，而其对社会发生作用仅仅是当历史得以重构才能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像艾兴多夫的这类艺术作品，仅仅是到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这样一个过渡时刻才可以被人所理解，才具有社会批判的价值。如果不是在这样一种历史重构的时刻，我们无法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理解艾兴多夫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封建社会盲目的赞扬。
对于第二点，在比格尔的理论之中则变得尤为重要，那就是意识形态对象的功能分析。对于马克思而言，宗教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的两面性显而易见，功能分析本身也是马克思主义批评模式中固有的切入点。可是在阿多诺和卢卡奇在对单个艺术作品和艺术群的辩证批评中，两位理论家却有意的避开了艺术的功能论。如果我们回顾现代主义的艺术史，这方面是不难理解的，对艺术自律性的强调，使阿多诺有意避开了将艺术附属于某种外在目的的可能。阿多诺的美学，是建立在否定辩证法之上的。在阿多诺的理论中，艺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既不是介入社会，也不是和社会交流，而是彻彻底底的对社会的大拒斥。
“艺术中的社会性，是它针对社会的内在运动，而不是它的公开声明。……就一种社会功能可被说成是艺术而言，正是在于它的无功能性。”4
阿多诺对单一文学作品所做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分析中，功能方面被有意的回避了。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评模式是否可以应用于一种不回避艺术社会功能性的的批评尝试？在这里比格尔转向了马尔库塞，马尔库塞有关艺术功能性的辩证批评思考，给了比格尔很大的启示，同时，马尔库塞的贡献还在于跳出了单个艺术的作品范畴去分析作品，而是站在整个艺术体制的高度去考察艺术的功能性。
马尔库塞勾画了资产阶级社会中艺术功能的一个矛盾规定：“一方面，它显示出‘遗忘的真理’（因此它抗议一种现实，在其中这些真理是无效的）；在另一方面，这些真理借助其审美外观的媒介而偏离现实——艺术因此而恰恰对它所抗议的社会状况起稳定作用”。5
马尔库塞关于资产阶级艺术功能的矛盾性分析，为比格尔认清资产阶级艺术体制给予了非常大的帮助。正是资产阶级艺术与生活实践的脱离而又因其审美外观的媒介偏离了现实，艺术的体验没有实在性的效果，与日常生活的分离并不能使我们的审美体验有某些现实作用。资产阶级这种对现实抗议是无效性的。这也就是后来历史先锋派渴望将艺术拉回生活实践的原因。
同时，马尔库塞的整体史观式的辩证批评模式，也不再局限于阿多诺和卢卡奇对于单个艺术作品的考察分析。马尔库塞在这个层次上要看的更高更远。他并不关注某一个风格流派在某一时刻作品内容的具体表现，他所关注的是用整体的普遍性去代替局部的特殊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比格尔在其后的先锋派理论中提出了“艺术体制”的概念。比格尔在这个层面上高度的赞扬了马尔库塞的贡献：
“马尔库塞对资产阶级社会中文化功能的定义并不涉及单个的艺术作品，而是针对它们作为日常生存都争相区别的物体的地位而言的。这一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上的启示：艺术作品不再被看作单个的实体，而要在常常决定了作品功能的体制性框架和状况之中来考察。当人们说某个作品的功能时，他常常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说的；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人们所观察或推断的主要不是它的特殊性质，而是在一个特定社会或社会的某些阶段或阶层中规范它与同类作品交流的方式。我选择“艺术体制”这个术语来表示这种提供框架的条件。”6
我花了大量的篇幅去勾画批判科学的产生，以及如何转向意识形态批判的线索。这是因为这对理解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是至关重要的。比格尔的理论根植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上文中，无论是霍克海姆，哈贝马斯还是马克思、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都为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打下了历史的基础，很多人觉得先锋派理论难读，恰恰是因为对于比格尔这条西方马克思主义线索的不清楚和不理解。以上的文本它是按照先锋派理论第一章节的写作顺序而做的解读，这样一种解读我认为不是无用功，而恰恰因为其意义深刻，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把握这条批判科学脉络上的理论背景，那么对于先锋派形成和划分，先锋派对艺术体制的批判，先锋派的功能性的分析等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都会变得片面和有偏差。先锋派理论是一本非常薄的书，比格尔为了省去论证的篇幅而大大缩减了理论背景的阐释，而相反，先锋派理论应该是一本非常厚的书，恰恰是因为比格尔强有力的历史视角和理论背景，才使得比格尔在前人基础上对先锋派的划分显得尤为深刻。在前文的理论背景解读中，我在比格尔所要表达的基础上尽量去丰富其论述的理论来源，并尽量的简化比格尔所要阐释的观点，以便于在下文中我对《先锋派理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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