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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政治
从一开始，安德列·布勒东就把超现实主义指向“生活的主要问题”。超现实主义改变生活的态度中包含着清晰的先锋派信念，即社会和政治的激进主义必须与艺术创新相结合。这就是超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最关键的区别。在一篇艺术家同科学家对话的文章里，圣西门赋予“先锋派”一词以现代文化的含义：“是我们，艺术家们，将充当你们的先锋。因为实际上艺术的力量最为直接迅捷：每当我们期望在人群里传播新思想时，我们就把它们铭刻在大理石上或印在画布上……我们以这种优先于一切的方式施展振聋发聩的成功影响，我们诉诸人类的想象和情感，因而总是要采取最活泼、最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对艺术家来说，向他们所处的社会施加积极影响，发挥传教士一般的作用，并且在历史上最伟大的发展时代里冲锋陷阵、走在所有的知识大军的前列，那该是多么美妙的命运!这才是艺术家的职责与使命……”。3“每件事都留待去做，所有的方法肯定值得尝试，只为彻底根除家庭、国家、宗教观点。”布勒东在《第二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中的文字有力地激发了超现实主义者在政治上毫不妥协的天性。
超现实主义者与政治的联系始于1925年，当时他们反对法国对摩洛哥的殖民战争。到1927年，他们的强烈抗议不仅针对法国右翼政府而且还针对总体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为此他们还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尽管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动荡，但20世纪30年代国际形势急剧发展，随着法西斯力量的抬头，阶级斗争日益尖锐，无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受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两种截然对立的政治影响—超现实主义的原则和价值在各种各样的新环境下吸引了左派和反法西斯主义的艺术家和作家。它常在其他国家达到了在法国不可能达到的高度。1936年，布勒东旅行来到墨西哥以加强托洛斯基和壁画家迭戈·里维拉在意识形态上的联系，这为超现实主义在拉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此后的拉美民族解放运动中，超现实主义运动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从实际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来看，它们在那段动荡不安的欧洲政治史中所作的贡献到底有多大呢?
从一开始超现实主义就极具先见之明地对欧洲中心的设想提出质疑。首先，超现实主义在反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问题上有其政治意义。达达主义虽然出现的地点多种多样，但它却是高度西化的，而超现实主义则是一种国际主义的文化自由态度。1929年，超现实主义者在比利时的超现实主义杂志《变体》上发表了他们重新绘制的世界地图。这幅地图上根本没有美国和法国，而波利尼西亚、墨西哥和阿拉斯加却变得异常重要。在此我们可以了解超现实主义具有深刻的反殖民主义精神。
对于种族以及殖民问题的关注源于他们对个人自由的关注，但这些个人化的运动以及非理性的思想与“强硬”的政治世界的联系又是怎么样的呢?
超现实主义者本质上是个人主义者，但布勒东不断呼吁团体要同心同德，也不断地按照政治集团的原则开除成员，故意把超现实主义变成一场运动。说到底，他是在调和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思想。布勒东相信男人的思想自由应该与社会革命相适应。
本杰明·佩雷特、曼·雷和安德烈·布勒东 摄于1935年
随着运动的进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精神解放可以单独进行，还是必须首先消灭资产阶级物质生活条件?”围绕着这个问题的争论，运动内部开始分裂。《超现实主义革命》主编皮埃尔·纳维尔主张首先要投身革命，运动要为革命服务。布勒东则认为运动本身包含革命，运动要保持绝对自由，不接受任何外界、包括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监督。于是运动产生分化，从1924年1942年，他发表的三次超现实主义宣言，旨在澄清与提出超现实主义团体所面对的最新问题，或者说，重新面对绝对自由的可能。先锋派不仅是一种致力于介入日常社会生活领域的艺术运动。布勒东一方面强调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强调艺术的自主性，他这样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为了革命而保持艺术的独立性，为彻底解放艺术而搞革命”。
1928年纳维尔离开了超现实主义团体。形势迫使超现实主义者在斗争面前作出抉择，原有的裂痕扩大了。超现实主义者先后离开超现实主义参加共产党或是去西班牙参加战斗。运动开创时期的骨干相继离去，几乎只剩下布勒东一个人还在坚持运动的宗旨。运动处于低潮，但它并没有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布勒东在美国和马塞尔·杜尚一起开展超现实主义的宣传活动。1946年他回到法国，继续创办杂志，多次举办国际超现实主义作品展览，虽然其影响波及欧洲其他国家和北美、中美、南美地区、吸引了一批青年作家和画家，参加超现实主义国际展览的达14国之多，但是超现实主义在法国被占领期间在战争中缺席，远离了反抗行动。或许超现实主义以及布勒东坚持原则毫不妥协的献身运动的姿态以及号召力，在面对历史事实时已无力辩驳。
超现实主义参与政治的结果是似乎没有他们预想的那么轰轰烈烈。虽然超现实主义的艺术主张和政治追求之间频繁出现分歧和悖论。但却在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思潮中复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在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某一时期和这一运动联系密切，情境主义论者通过他继承了超现实主义的总体信念，深信日常生活(包括梦、性关系、与城市空间的谈判等)都属于应当发生革命的范畴。他们都以欲望至上为基础，这是超现实主义政治真正的起点。
巴尔蒂斯 《玩牌者》 130×163cm 布面油画 1950年
精神革命
从1918年到1924年，超现实主义者是无政府主义暴力的信徒，对1917年的俄国革命不屑一顾。我们不应该把《超现实主义革命》和《为革命服务的超现实主义》混为一谈。《超现实主义革命》第一期于1924年12月1日出版，《为革命服务的超现实主义》1930年7月才问世。1924年的刊名说明超现实主义者是一场诗歌、精神或文化领域的革命的发动者，而1930年选用的刊名则为他们的行为烙上了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印记。从理论上讲，第二个刊名为超现实主义者加上了革命战士的美名，但他们必须服从共产主义革命的需求。而事实上，布勒东和他的朋友们绝不会变成政治斗士，更不会听命于法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革命的经验在超现实主义的早期还只是一种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革命的虚无主义”，一种“贪婪的否定”和叛逆的体验。超现实主义革命是一场有关诗歌和想象力的实际的革命，与另一场政治革命格格不入。
超现实主义团体在巴黎 摄于1956年
超现实主义思想的核心在于反叛：一方面，超现实主义运动是一场反抗性运动。其目标是否定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摆脱伦理和理性的束缚。诗歌赋予布勒东及他的超现实主义盟友们一种寻回失去的自由的途径，并通过这种创造性的活动，将其自身从传统的美学束缚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超现实主义运动还是一场解放性运动。它是一种对幸福的向往，意图将正与反、灵与肉、现实与想象结合起来。布勒东想要表达出人类思想在夜间的那一面，在倦意中、疯狂中和半梦半醒中所表现出的那一面。他认为，要忠于潜意识，语言就应是自发的、下意识的。因此，记述梦境，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任凭想象的驰骋，将精神与潜意识相通，释放出真实的自我，便成了超现实主义者的主要活动之一。超现实主义并不是取消了艺术，而是把艺术普遍化，把诗的体验扩大到生活，使之变成为一种世俗的宗教，也就是体验真理的领域。超现实主义者认为他们进行的是一场“精神革命”，对以理性为核心的传统的理想、文化、道德产生怀疑。
作为一场运动，超现实主义确实一直持续到1966年布勒东的去世才结束，期间有时还有出现戏剧性的蓬勃发展。后期该运动的典型手法几近“媚俗”，它再也无法企及曾经达到过的高度。然而矛盾的是，它的影响遍布了整个世界，如果说它曾经和共产主义结盟，那么它的并置及迷惑技巧现在则变成了后期资本主义的基本宣传策略。
有人说，人类最伟大的发现并不是哥伦布的地理发现或者牛顿、爱因斯坦的物理发现，而是对于自己心灵的发现。物理和地理的发现是一次性的，而心灵的“发现”不仅存在于尼采或弗洛伊德的著述里，而且持续地存在于达达和超现实主义以及整个现代主义艺术之中。每一件直接揭示心灵的真正艺术品，都是崭新的和动人的。超现实主义思想所提倡的拒绝与反抗的精神，照亮了人们追寻自由和解放的梦想。以布勒东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者的文学创作思想，在文学批评、伦理道德、艺术、教育等领域都引起了强烈反响，使得超现实主义不再仅仅局限于一场文学运动，而已然成为绽放于20世纪法国思想领域中的一朵奇葩。当然，当我们面对令人不满的现状时，仅仅是拒绝、怀疑和反抗还远远不够，如何行之有效地去改变现实，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仍旧是人类一个永恒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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