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廷芳
罗哲文先生正当米寿之年，还没来得及向他说句祝贺的话，他却按照自然法则的要求，不得不匆匆走了，一代杰出匠师就这样与我们永远诀别了！多么令人悲痛与怅然。脑子里不断浮现出一幕幕他活跃在文物保护第一线的动人的身影。尤其难忘的是十余年前一起出差沈阳，住在由原市委招待所改成的花园别墅式的宾馆里。为了享受一下室外优美的环境，早晨我特地提前半小时起床。想不到一出门就发现，年逾古稀的罗先生早已在院子里提前“上班”了！只见他举着一台偌大的相机，忽前忽后忽东忽西在挪动步子，聚精会神地在选择角度，调整焦距，一张一张把这些有年头的洋式别墅拍摄下来，作为资料保存。虽然这并不属于我们这次出差的活动内容。完了他还主动向我解释：为什么这个距离不合适，那个角度更恰当等等，给我意外上了一堂业余摄影课，深感老人的和蔼与热情。于是每天早饭吃自助餐，我总是喜欢跟他坐在一桌，以便有更多机会向他请教。尽管在个别问题上我并不赞同他的观点，但我认定一条：这是我国不可多得的、对文物保护赤胆忠心的老专家，是学问渊博、诲人不倦的师长，是待人诚恳、和蔼可亲的朋友。就是在具体的文物保护问题上，我们也有更多的相同点，例如我们曾通过媒体一起呼吁保护襄阳的一段古城墙；我们曾共同签名参加南京的“文物保卫战”……每当这种时候，一种类似“战友”的感情油然而生。
自20世纪初开始，随着国门的打开，“西学东渐”来势凶猛，建筑也不例外。这固然有它的必然性，却带着很大的被迫性：中国的木构建筑作为农耕时代的产物，几千年来少有变化，在遇到随着新的生产力而诞生的西方现代型建筑的时候，意味着她已经走完了历史的进程，面临着理念和形态的转型。但我们的建筑却还没有从自身孕育出这种蜕变的新胚胎。中国的木构建筑无论在技术还是艺术上讲，都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难道我们能让这样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湮没在外来建筑之中？具有远见卓识的梁思成先生，首先看到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他从西方学成回国，不是首先致力于现代建筑，而是抢救祖国建筑遗产。为此于1940年创办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营造学社，并吸收罗哲文先生为第一批弟子。幸运的罗先生从此在梁思成和刘敦桢两位大师的亲自指点下，在抗日战争的艰险条件下，东藏西躲但斗志昂扬地进行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开拓性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始终和梁先生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先是作为专家，后作为领导，全力投入艰巨的文物保护工作，尤其为保护中华民族最值得自豪的伟大文化遗产——万里长城耗费了毕生的精力。
梁思成先生去世以后，罗哲文先生接过了导师的旗帜，在文物保护战线上继续发挥着一般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尤其在一些作为国家行为的重大事件上，诸如先后四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确定、中国加入巴黎文物保护国际公约的决策、中国申报世遗项目的确定等等，罗先生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与文物保护发生尖锐的冲突，已是耄耋之年的罗哲文先生，依然风尘仆仆，不辞疲劳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实在令人感动。
罗先生同时也是一位勤奋的学者。他从大量的文物保护的实践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再辅以相关的书本知识的补充和理论思维的梳理，分门别类地写出了一本又一本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他们涉及中国建筑领域的各个门类，从宫廷、别苑、陵墓到桥、塔、寺、祠、观等，且图文并茂，丰富多彩。
鉴于罗先生一生的卓越贡献，2010年他与我国另一位功勋卓著的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先生双双获得国家授予的“终身成就奖”，可谓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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