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鲁虹
都市的生存发展必然涉及自然生态与人类异化等问题，那么，在反映现代都市的艺术创作中，这些问题又是如何被表现的呢？因时间有限，下面我们只能简要地谈谈。
一、现代都市题材的出现
从艺术史的角度看，“都市”一直是艺术家们描绘的对象。往远我们可以上溯至历代画家对市井集镇的表现，如《清明上河图》等等；往近则可以例举20世纪50年代以来李可染、傅抱石、关山月等先生绘制的城市写生，以及江苏一批老艺术家的“新山水画”创作。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经济飞速发展，中国艺术有了长足的发展或突破，其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以当下都市生活为表现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这既充分展现了由“城市化”进程引发的新生活现象，又显示了各创作主体对于当下现实的全新体验。不过，由于艺术家们的切入点、角度并不一样，所以，对于现代都市的表现也不尽相同。一方面，有艺术家由主流意识形态切入，力图表现、歌颂当下人们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与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有艺术家由民间的、批判的立场切入，重在揭示“过度发展”价值观导致的自然环境危机——还有“消费主义”价值观导致的一些异化现象。其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件件带有反思性、略带戏谑性的非主流作品。相比起来，一边是突出的是对“城市化”进程的热情赞美，另一边则强调对“城市化”进程的反思与批判，这也使现代都市题材在当今的艺术创作中分为“主流”的与“民间”的两大类。前者更多出现在由体制内艺术机构举办的展览中，后者则更多出现在由体制外艺术机构举办的展览中。
二、主流的都市
主流艺术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地区建立合理文化秩序的重要内容。因此，对于当今的各级主流文化部门来说，提倡与扶持主流艺术创作是必需与必然的。由于在当下中国，“城市化”不仅是政府规划并倡导、实践的一项国家目标，而且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所以主流的文化部门在组织美术展览，并强调歌颂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时，总是把反映“城市化”进程的作品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上。（这一点在深圳最近组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美展”的过程中体现得很明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艺术家为了参加美术大展而选择创作题材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城市化”进程中的日新月异，人民安居乐业，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物质文化生活。于是，高楼大厦、高科技产业或一些新生现象往往变成了象征改革开放成果的特殊艺术符号，被人们一画再画。如，赵绪成创作的表现南京夜景的《玫瑰夜》、表现国展中心气势的《现代交响》等城市水墨作品，就用飞速流动的线条，墨色交融的手法，将现代都市中立交桥那种光怪陆离、快捷互通的现代感展现于纸端。再如董小明近年创作的都市题材的作品，则用全新的水墨表现技法，将灯光灿烂、霓彩辉影、神奇美丽的都市景观表现出来，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艺术创作总是与生活、时代的变化息息相关的。应该说，主流的现代都市艺术虽然十分强调正面的盛世歌颂，但因为其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有着重大的开拓，所以常常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也揭开了美术创作崭新的一页，其意义不可低估，值得很好研究。比如，由深圳方面连续举办的几届“城市山水画”展与“国际水墨双年展”就提出了全新的艺术课题，对中国画的创新有很大的推进作用。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主流艺术对于“城市化”进程的表现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第一，在主题先行的前提下，艺术创作因缺乏艺术家的个人感受难免会呈现出单一化、概念化的倾向。在这方面，我们有着十分惨痛的教训，应引以为戒；第二，所谓“城市化”进程其实是以“发展主义”的观念为支撑的，当人们完全受其指导，就会对人的异化现象、生命的生存状态和环境污染等重大问题失去必要的关注、自省和反思。事实上，类似的情况已经出现；第三，将“城市化”进程等同于“现代化”和“富国强国”的做法，还会使艺术家仅仅侧重于城市外在状态的表现，而忽视现代社会内在深刻的文化内涵与品格。而这些，恰恰是主流的都市艺术创作在今后需要认真加以改进的。
三、民间的都市
如果说，主流的都市艺术更强调的是对于城市化进程中光明面的热情歌颂和赞美，而且更侧重从审美的角度表现艺术家对现代都市的全新感受。那么，非主流的都市艺术则更强调的是发现、解读与批判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从而反思人类在城市化扩张时对周围环境所进行的掠夺、破坏以及相关的异化现象。可以说，它既是对人类自身生存境遇的研究和关注，也是人们对于自身生存空间的一种艺术表达。而在艺术的表现上，主流的都市艺术显然更多是对传统表现模式的借鉴与创造，其中架上绘画与写实性原则占有主导地位。相对来说，非主流的艺术则较少受到传统的束缚，既有人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也有人大胆汲取和借鉴西方当代新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段，如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影像艺术进行艺术的表达。
非主流的艺术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关注环境问题，另一类则关注人的生存问题。前者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放在首位；后者是把民族的长远生计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部分利益集团的追求放在首位。而这些深刻的思考与尖锐提示为中国当代社会的进程提供了有力的借鉴。整体地看，艺术家们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当代艺术的启发，但多数都能结合中国的现实进行创造。这里先介绍前一类作品。比如：在行为艺术作品《洗河》中，女艺术家尹秀珍首先聪明地将成都府城河中受污染的河水制成冰，然后再通过洗冰这一看似荒谬的举动，极其巧妙的强调了必须大力治理污染河流的文化态度；邵戈的水墨作品《城市垃圾》、《城市牢笼》以一种带有夸张意味的象征手法暗示了人类面对工业垃圾的艰难处境与窘态；张大力的行为艺术作品《对话》，透过一张张镂空的面孔与大规模的拆房景象，揭示出当代城市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指导下的巨大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再如北京东村艺术家集体实施的行为艺术作品《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则用象征性的手法提示了“人类生活在自然怀抱里”的理念，给人以深刻的启示。此外，还有舒勇、邱黯雄、李勇、熊文韵等艺术家都通过不同的艺术手段，很好揭示了一个人们熟知却又在城市化进程中常常忽视的一种现实——都市文明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地球环境的危机，这是很有意义的。
在关注人类生存问题的作品中，艺术家则往往通过对现实因素的重组来揭示在消费社会中人性不同程度的缺失和异化。比如：艺术家朱发东在行为艺术作品《寻人启事》与《此人出售，价格面议》中，通过寻找自己与出卖自己的超常行为，强调了人性与自我在消费社会价值观下的丧失。罗子丹通过一个人穿着阴阳衣服的行为——一边象征农民，一边象征白领——强调了身份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性。李邦耀的装置作品《解毒药》则通过大量商品广告的堆集强调了商业广告对人的深刻影响，并对美式消费方式以及相关意识形态体系给予了隐寓式的批判。关于这方面的作品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介绍了。
当然，与主流的都市艺术一样，在非主流的都市艺术中，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在观念与主题、符号和语言表达上，由于模仿的痕迹很重，所以部分艺术作品带有很强烈的西方化色彩；其次，个别艺术家的精英主义姿态得到了过分强调。这也使得他们作品很难进入大众的视野。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非主流的都市艺术作品有时过分强调了作者对身边人与事的表现，从而缺乏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也就是说，缺乏必要的历史深度，这需要在今后加以很好解决。
四、简短的结语
中国艺术的历史源远流长，它的每一次发展，都是社会发展、人们的自然观及审美意识发展的产物。正如范景中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一个方面反映了人心的两种需求，即对自然的需求和对艺术的需求，另一个方面又触及了传统中所隐含的一个古老主题，即宗炳所谓的“卧游”。可以说，一些表现都市景观的新作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游览进而成为现代“卧游”，它既是艺术家对于现代都市景观的一种审美观照，也适应了许多艺术受众对于新题材的审美需求。相对而言，非主流的艺术则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出了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艺术家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探讨和反思。需要指出的是，两者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需要不断提高。因此，对于主流艺术或非主流艺术而言，如何深度地表现现代都市，进而创造具有中国特点的当代艺术仍然还是一个需要很好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结合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现实，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一定有望开创中国艺术创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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