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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的十年中，中国抽象艺术领域有了新的进展，其标志是艺术界提出了有关中国抽象艺术的方法论。20世纪初期的“极多主义”、“念珠与笔触”、“后抽象”等理论的提出，推进了90年代以实验水墨为主的抽象艺术的发展。中国抽象艺术理论的不断完善，使得当代中国的抽象艺术创作必须以现有的方法论成果为基础，才能进一步推进其自身的发展。离我们最近的一次重要的抽象艺术展是2010年奥利瓦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策划的展览“伟大的天上的抽象”。虽然奥利瓦在这次展览中没有提出丝毫有创建性的观点，但是正是展览的这种平庸性给我们提供了反思的契机。奥利瓦存在的问题是，他所强调的中国抽象的特殊性都均未超出中国理论界已有的成果。这主要是因为有关中国抽象艺术的系统的创作方法论，从“极多主义”发展到“意派”已经臻于完善。当然，方法论的完善并不等于艺术形式的终结。对于任何一位艺术家而言，他们永远不可能创作出形式完全相同的抽象艺术作品，他们创作的作品或多或少总有差别，但是就方法论而言，创新可谓极其艰难。
近三十年来中国抽象艺术理论和创作总是面临一个潜在的西方语境。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抽象美、形式美大讨论开始，抽象艺术就与中国的意识形态连为一体。八十年的形式美产生自艺术家对意识形态禁锢的反抗和对新艺术表现方式的渴望。抽象艺术发生的初始阶段，大部分艺术家采用了借鉴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使用不同的艺术创作手法成为艺术家追求自由的手段。所以，这个时期对抽象艺术的追求往往与普遍的人的自由相联系，而非单纯的艺术自由。但是这些对自由的追求落实到艺术上，皆离不开对西方抽象艺术的讨论。1980年吴冠中在《关于抽象美》的文章中，也不得不谈西方印象派之后的艺术创作。那些既不属于官方主流，也没有参与80年代新潮美术的抽象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更多倾向于西方表现性的抽象，如张伟、马可鲁、王鲁炎等人。问题是，三十多年前，抽象艺术萌生的动机虽然不同于西方逻辑，但其一旦在中国生根，就不得不面对西方抽象艺术发展史所带来的压力。这种压力就是如何超越西方现代主义抽象以来的创作和理论成就。
中国艺术家在80年代和90年代几乎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他们所用的办法是通过改造中国画去超越西方抽象艺术。因此，在九十年代谈论抽象艺术就不得不谈实验水墨。由张羽发起，刘子建、皮道坚等人参与的实验水墨运动构成了九十年代当代艺术的一道景观。虽然实验水墨的倡导者一再将开端追述至80年代，但他们确实是在90年代才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实验水墨过去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发现，实验水墨要解决的问题实际是西方现代主义抽象艺术第一个阶段要解决的问题，即形式自律问题。实验水墨很好地回答了假设笔墨等于零，水墨依然可以通过纯粹的形式表达至上的概念。中国水墨画中的文化负担也在实验水墨的攻击下灰飞烟灭。但是，艺术家通过实验水墨所作的努力并没有超越西方抽象艺术的方法论逻辑。西方现代主义的抽象艺术立足点在于，艺术家通过抽象艺术直接再现了理念，而现实主义的作品则必须通过画面的现实场景才能到达理念，相比较起来，抽象主义艺术比现实主义更加直接。与现代主义的抽象艺术一样，实验水墨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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