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多元审美观下的多元的创作。当下的艺术创作,除了一部分人还在强调所谓传承发展、进行保留画种的工作,很多体制外的艺术家已经超越了媒材本身的束缚,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和创造。其中有一部分艺术家切合自身的经历和生命体验,有意或无意在作品中对社会主义经验进行不同层面的表现,并以此为突破口,创作出了“中国式”的当代艺术作品,在国内乃至国际艺术舞台上得到了广泛关注。社会主义经验,应该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可以概括为20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下“中国式”实践和理论对于人们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个体来说是整体的,是方方面面的,如理论主张、话语方式、组织模式、行为特征等等,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有时它们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家重要资源,也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家进入当代文化语境的一条特殊的通道,一种另类的“现代性”和“当代性”的知识来源。具体在艺术创作中的体现,例如,在西方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的冲击下,社会主义经验中“反叛”、“破坏”、“颠覆”等思想,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艺术家,提供了艺术创作的思想来源,它对“理想”、“意义”、“集体”的强调,显然也成为了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家从事当代艺术的动力;而社会主义经验中的“大众”、“民间”、“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则成为相当多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策略和方法。
深圳美术馆近10年来,在艺术总监鲁虹先生的主要策划下,举办了一系列有特定学术主题的中国当代艺术专题展。这一系列当代艺术的展览,围绕 “图像转向”这一学术主题不断展开和深入,不仅凸显了图像时代的文化表征,揭示了图像时代艺术家在创作观念和创作手法上的变化,也突出了在读图时代的新境遇下及东西方文化碰撞下,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个体反思和集体生命体验的艺术化呈现,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图像时代人类的生存境遇及现实关怀。从这些展览中,我们明显的感觉到,艺术家的社会主义经验,在不同学术主题下,均有不同表现。这些来源社会和生活的经验,由于每个个体的年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等方面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创作倾向,而对于过往图像的再现,无论是表现手法,还是视觉传达角度,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发人深思。
一、“图像转向”与社会主义经验
在贡布里希(E.H.Gombrich)强调我们生活在一个“书籍的时代”之后,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深切地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各种图像的时代,进入现代人头脑中的图像信息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前辈,其传播工具、变革发展的速度是传统思维方式所无法想象得到的。“图像时代”的到来,使得当代的艺术家不得不重新思考自身的合法地位和艺术表达中的个体语言,他们有意的排斥“机器复制时代”下的千篇一律,超越某种保留画种的宿命,他们结合自身的生命体验和新的文化语境,诠释着当代文化,展现新的历史阶段艺术家的趣味指向和对社会的思考。
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图像在这个时代的内涵是:具有可传播性的图像影像。可以说,当代全球化社会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艺术与文化上的“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论题。当下,摄影、电影、电视、广告、设计(包括城市建设、装裱、居室设计、甚至自我形象设计等)以及各种审美泛化现象,它们无所不在的出现在生活的各种领域,他们用其多变的色彩与时尚的画面强烈吸引和冲击这人们的视觉神经。“图像转向”(或称“视觉转向”),它是继西方现代哲学、文化、艺术的“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又一次整体的文化趋势和趋向。从某种程度上看,“图像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语言学转向”的一种反动,相比之下,“图像”在可视化文化现象的背后,似乎更具深意,对于现实的反映更为直接和直观,但我们在肯定图像带给我们感性释放的巨大意义的同时,也要警惕图像带给我们的幻境,要注意图像的自律。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中国现、当代艺术家将自己的创作转向了与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画卷。技术性观式下的各种图像,经过艺术家的处理,艺术化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社会主义经验的大环境下,所以作品中对于社会主义视觉经验的表现,是十分顺理成章,甚至非常直白的。对艺术家而言,社会主义视觉经验给他们在创作中提供了一个特定时期的经验化的视觉模式,具体来看,他们常常对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历史图像进行重新使用,如并置、戏仿、征引、影射等,此时社会主义视觉经验由先前的图像符号序列向新的图像符号序列进行转换,艺术家将历史的图像作为创作的基本元素,以自己的视角和方式重新进行阐释和强调,从而传达了全新的意旨。而对于观众来说,这些作品由于将过往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文化信息重现,所以会让有相关背景的人与作品产生共鸣,从而起到互动的效果。
应该说“图像转向”是当代文化所经历的一个重要变化,“图像转向”的过程可以称之为图像化,而图像化是以图像来表达意义的文化趋势。而社会主义经验在读图时代对于艺术家来说,最为直观的视觉经验上的记忆和影响。在当代架上绘画中,对于社会主义经验的图像化表现,粗略的可分为三类:第一种为照片转译后的图像。这一类图像,艺术家往往通过照片及现成的图像来进行艺术创作。在图片选择方面,艺术家并不是随意对历史中的技术成像进行抽取,而是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挑选出能够反映出一个时代、一代人的精神状态的影像。如李路明、张大力、李邦耀、刘卓泉等人的作品;第二种为“戏拟”和 “反讽”的图像。这类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还是属于一种“政治波普”,艺术家直接将过往一些不同语境中的、与政治话语相关的图像并置到一起,然后让错位的图像在碰撞中弥散出自身的意义。如张大力、武明中、贺棣秋、黄引等艺术家的作品;第三种为异质化的图像。所谓“异质化”的图像更接近于一种“异质化”的符号,因为在艺术作品中,艺术家将现实的生活图像及各种公共图像抽离出来作为作品中的图像符号,这些图像往往进行“陌生化”的处理,或者改变其原本的造型和色彩,或者将其脱离原先的文化语境,将其的存在空间进行错位。总的来看,这三个方面虽然表面上看是对图像的间接或直接的处理,实际上这些图像都是艺术家面对当下的艺术市场环境,精心挑选的视觉符号,这些图像很多都是彰显社会主义经验的视觉图像,是非常中国式的,可以说这就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艺术作品。
二、社会主义经验在系列“图像转向”系列展览中的体现
深圳美术馆举办系列与图像有关的当代艺术展,尝试着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中国当代艺术创作方面的探讨和研究,先后举办了如“观念的图像——中国当代油画邀请展”、“图像的图像——中国当代油画邀请展”、“嬉戏的图像——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历史的图像——当代艺术邀请展”、“混搭的图像——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等一系列具有学术性和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展览。从“观念的图像”到“混搭的图像”,每一次展览都围绕图像展开,而每一次又有着不同的研究重点和学术方向,这使得在“图像转向”在不同的展览中体现出不同的面目。通过展览我们看到,不同年龄段的艺术家在社会主义经验的视觉化呈现上与价值取向是不同的,他们更多的是选取那些在成长过程中,对自身产生过深刻影响的视觉图像或那些在生活中出现过的影像加以描绘,表现出对历史不同程度的审视及对当下生活的直接叙事。这些图像表达宽泛的来看,都可称之为一种社会主义经验的图像表达。
如在“历史的图像——当代艺术邀请展”中,艺术家主要是借用改革开放前的革命历史图像,进行当代性的艺术创作。展览基于这样的事实,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中,存在着一种倾向,那就是借用“后现代”的艺术观念,对“红色经典”中的图像符号加以借用与混合。所以在展览中,艺术家借用历史图像,通过特殊的形式组合和拼接,或对过去一定时期的一些现象进行批判,或挪用历史图像对当下存在的现象给予一定的阐释。虽然艺术家们在风格上很不一样,表达的问题也完全不同,但他们都强调对历史的反思与对现实、未来的关注。从某种角度上说,也许主题具有一定的限定性,但出于图像传达的多义性,以及隐含在图像背后的反思与意义,再加之不同形式的艺术表现,艺术作品带给我们的是历史图像与社会主义生存经验的当代性解读和阐释。
再如在“嬉戏的图像——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中,伴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而成长的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在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的和平年代,由于深受消费文化、网络文化、动漫文化、西方文化的影响,再加上面临着全新的图像背景,此时他们的社会主义经验与前辈的“革命式”的历史经验是不同的,所以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他们不仅在创作方式与图像的呈现方式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且在题材与观念的表达上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可以说年青一代艺术家的作品向我们呈现出了当代架上艺术在图像选择上的新变化,给观众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如果说历史的图像的展是从社会学与文化学的角度观察和介入现实,而嬉戏的图像展则反映出了一代人对于现实生活的游弋态度。同样都是中国艺术家,但由于处于的历史阶段不同,切身的社会主义经验和视觉体验也不尽不同,一边是“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思想”等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的一代,另一边是改革开放后,“后社会主义”消费时代下成长的一代,展现出的是不同人群不同视角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视觉经验。
从“观念的图像”展到“混搭的图像”展,我们看到的是艺术家们结合自身的社会主义经验,将现实生活中的图像,挪用到艺术作品的创作中,用艺术语言将社会主义视觉经验有选择的表现出来,既从一定的角度反映了现实生活,也引发了更为深层次反思和思考。艺术家用个人经验和个人化的视野观察社会,通过对于现实生活中各类图像的挪用、拼贴和组合,一方面表现了在一个新的社会发展时期,普通大众在社会转型中表现出来的种种心理和精神状态;同时,也表现出商业社会、市场经济带给人心理的巨大压力,以及一种对庸俗趣味的迷恋与反讽、象征与隐喻。这些图像化的社会主义经验的作品,往往不强调叙事,而强调的是个人对社会、对生活以及对现实的感悟,并将这种感悟进行一种超现实和非视觉逻辑的呈现,从而形成一种奇观化了的图像表达。
三、社会主义经验视觉呈现的局限及当下的发展
社会主义经验无疑给一代艺术家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几乎接触不到的西方的现、当代的思想,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在西方当代艺术思想的冲击下,他们又开始对以往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反思和清理。当下,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代人身处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无论他们试图怎样反抗、拒斥原有的体制,但是从思想根源和思想方法上,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出社会主义经验的影子,看出毛泽东思想教育的痕迹。这种特殊的经历和背景,无意给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情感,创造出来具有区域特点的本土性的当代艺术作品。无论是张晓刚、王广义、岳敏君,还是隋建国、张大力、王明贤,艺术家的所追求的经验表达,无疑是一个有意义的文本,因为它们将折射出,一个艺术家个体与一个大时代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我们要警惕那些借用社会主义经验的某些仅仅注重“红色”符号表现的“泛政治”的作品,这些作品往往利用人们熟知的视觉图像,简单化的和当下的某些图像结合起来,看似在进行历史的对话,实际上只是一种简单的并置,还有甚者完全是出于艺术市场的需要,创作出一些媚俗的所谓“红色”作品。从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出,社会主义视觉经验在艺术化呈现上也存在局限和误区。在当今艺术界,活跃着不同的政治观,但无论是注重阶级分析、关注微观的与日常生活的政治,还是后社会主义的政治观,思想上关注政治,敏感于时政是一回事,用艺术视觉化呈现又是另外一回事。很多艺术家在进行有关社会主义经验的创作中常常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作品过于个人化,虽然带着过去社会主义经验影响的痕迹,但是所要传达的意义模糊不清,不知所云,很难与观众产生共鸣;第二,艺术家骨子里都有强烈的民族情怀和民族意识,所以在作品的内容上,容易出现中西文化碰撞的千篇一律的套路,毫无新意;第三,陷入了以图证史的误区,很多艺术家希望通过对历史图像的强调和重现来揭露被遮蔽的历史,事实是,“图像不能让我们直接进入社会的世界”,“图像提供的证词需要放到‘背景’中进行考察,需要放在一系列多元的背景(文化的、政治的、物质的背景等等)下考察”,无论是图像证史还是用文本证史,历史学家都要进行细致入微的上下文考查,以便得出相对接近历史原貌的后历史阐释,所以对于艺术化的图像来说,再现历史和证明史事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它存在的意义也不主要在于此。
在当代艺术对社会主义经验的视觉呈现中,我们看到了艺术创作新的角度和方向,即一部分艺术家开始发掘新的经验,并运用一种新图像,这种新图像区别于85思潮以来较早一批艺术家对于历史图像的挪用和重组。不同时期出现的图像是不同的,不同环境所能接触到的图像也是不同的,新图像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结合个体社会主义经验甚至喜好的一种选择,从某种角度上,这些图像和经验代表了一代人的成长记忆。当代青年艺术家在作品中对于图像运用的原因往往在于,一方面从表达个人的特殊感受出发,新的图像既积淀了新的社会主义经验与艺术观念,体现着新的文化价值与审美趋向;另一方面,在架上艺术作品的创新中,新经验、新图像的运用使得绘画的发展寻找到了全新的空间。长期以来,当我们论及绘画的创新,重点无非在内容、形式这两个方面,而对于社会主义经验新图像的运用,使得艺术作品在题材、观念与表现方式上均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事实上,很多艺术家更加关注当下,愿意将自己的作品与时代、生活发生互动。
应该说,当下青年一代艺术家的艺术舞台更加宽广,他们无须顶礼膜拜那些艺术史上的大师,在他们的身边,甚至他们的老师就是当代炙手可热的名家。他们在艺术市场意识方面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他们不再以再现的方式处理来自现实的图像与符号,而是更强调从总的意象、本质上去把握现实。在具体的艺术创作中,他们往往精心组织来自社会主义经验的图像与符号,用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图像系统或符号系统来表现外在世界,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当下社会主义经验的视觉呈现和艺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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