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蓝庆伟
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个双年展呢?也许至今并未有完整的统计,据估计是在250个左右,而且每年还都在增加。其中资历最深的是威尼斯双年展,从1895年诞生以来,前后跨越了三个世纪。再过两年——2013年便是中国艺术家参与威尼斯双年展结缘的20周年,大多数人都不会忘记从“东方之路”所开启的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化之路。
而2012年则是“广州双年展”的20周年纪念,这是中国第一次以“双年展”名义命名的当代艺术展览,虽然对“双年展”的精髓及方方面面还不尽了解,在1994年第一期的《江苏画刊》上我们仍然看到了那次没有实施的——“第二届广州双年展”的基本信息,当第一届广州双年展的事宜基本宣告结束之时,吕澎、黄专等第一届广州双年展的参与者们便开始了第二届广州双年展的筹划。其基本情况如下,总策划:吕澎,艺术主持:黄专,主办:深圳华韵文化艺术公司,时间:1994年11月,学术主题:文化理想主义,运作方式:购画在先、评审在后。“1992年由一批艺术批评家寻求资金并策划的广州90年代首届艺术双年展(油画),在中国第一次提出‘双年展’概念。一方面,这个展览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它试图通过批评家以学术方式推动中国艺术市场的建立来改变中国当代艺术的生存机制;另一方面,它又制定了现实的操作规则,首次聘请了法律顾问,对作品评审进行了现场公证,与艺术家签定了参展合同,确立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且将展览的主要文件和筹备组织、评选过程编辑成书出版,为历史留下了可供分析和研究的文献。”[1] 与“广州双年展”相似的是,拟举办5届——1993年由中国文化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组织——的“中国油画双年展”实际仅运作一届。
直到由上海市政府文化机构所举办的“第一届上海双年展”诞生——1996年上海,中国的双年展走上了持续不间断举办的道路,直到今天。上海双年展在经费上由政府拨款为主,这种稳定性是之前由民间企业出资的“广州双年展”与“中国油画双年展”所不具备的;社会赞助的筹集资金方式虽然在展览规模与运作上使得“上海双年展”受到很多经费上的牵制,但其始终没有中止。中国需要有多少个“双年展”?鲜有人讨论预定论,中国的双年展之路并未因上海双年展的启动与发展而选择终止,而是走上了遍地开花之路,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成都双年展、广州三年展、北京双年展、贵阳双年展等应运而生。始于2001年的“成都双年展”,是由民间资本出资运营最久的双年展,其以发展中国本土架上艺术为自身定位,直至2011年,“成都双年展”的品牌由成都市委宣传部主管,改变了其一直以来“民办”的身份。
被政府主管的“2011成都双年展”是什么样子?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2011年2月28日,首次由成都市委宣传部为主管主办的“2011成都双年展”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在成都文艺之家举办,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向中外记者宣布了此次双年展的几个关键词:
此次双年展称为“2011成都双年展”(淡化了第几届双年展的概念);主题为:物色·绵延;实行总策展人与分策展人制(非策展组制);总投资额为3600余万;展览除主题展外(艺术展、设计展、建筑展)将本土文联文化局的展览、特别邀请展纳入其中。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为世界最大上演蛇吞象的试验场,在发展文化产业重被提升为政绩考察之后,打造文化名片成为了每位主管宣传的官员所思考的问题,“成都双年展”的被重新重视原因有三点:首先,作为文化品牌的“双年展”其价值不仅被威尼斯、巴塞尔、圣保罗等国际城市所印证,同时中国的上海、广州也相得益彰;其次,寻找除大熊猫、固有文化遗产之外的当代文化名片已迫在眉睫;再次,“成都双年展”是一个固有品牌,有着十年的历史,是一个既可以挖掘历史同时可以塑造未来的品牌。这三点原因不是成都这座城市的个性,而是全国城市的共性。
宣布投资总额是一种值得商榷的宣传方式,但不难将其视为新接手“双年展”操盘者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同时3600余万的总投资彰显了一种超越其他双年展规模的态度——规模至上,不仅如此,将艺术展(主题为:溪山清远)、设计展(主题为:谋断有道)、建筑展(主题为:物我之境)合而为一,大有打造三个顶尖国际艺术双年展、国际设计双年展、国际建筑双年展之势。而本土文化与全城互动也是“2011成都双年展”组委会所照应的,将当地文联、文化局的民间艺术展、精品剧(节)目展演与16个特别邀请展纳入“2011成都双年展”之下,使得此次双年展的规模不仅超越之前的成都双年展,同时也将超越国内的诸多双年展。这种行为似乎与艺术没有太大关联,而进入一种政绩化项目的常规操作套路。
如果说投资是外因,策展人毫无疑问就是所谓双年展成立的内因。但谁适合做双年展的策展人?没有一个双年展的学术委员会能给出有力的回答,我们也只能在看完展览之后再来解答,而解答的问题已经变为:“策展人所策划的这次‘双年展’如何如何?”直到这一天之前,我们都只能用“看上去适合”来面对双年展组委会确定的策展人。这是主观与客观的一种价值对立,而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在于展览的主题及参展作品的阐释,它时而会夺取策展人的光环,时而又给策展人带来莫大的光环。
2011成都双年展的主题“物色·绵延”是一个将人置于半空中的课题,让你在飘渺中充满着紧张,我们不免将注意力放置在三个主题展的命题上,吕澎将“溪山清远”作为此次成都双年展之艺术展的主题,“展览力图破除西方理解亚洲当代艺术的既定框架,并试图从文化与传统的根源去寻求艺术思想与观念的资源”;建筑展的策展人支文军教授将“物我之境”的主体应用在田园城市的背景中,“在当代中国城市化的现实语境下,对‘物/我’、‘田园/城市’、‘人/环境’等概念进行诠释和演绎。”欧宁用“谋断有道”来定义其策划的设计展主题,并藉此来探讨设计如何回应急遽变化的社会现实,参展人利用设计或其它方式的创作对展览主题“设计与社会工程”作出实验和回应。
“2011成都双年展”没有采用国际通用的主展人领导下的策展小组制,而是采取主策展人与分策展人制——主策展人同时担任其中一个主题展的分策展人,这种机制给予三个主题展的分策展人一个广阔的空间让其发挥自己的策展理念与学术价值,三个较为独立的主题与展览不亚于在同一时间地点,让观众同时欣赏到三次不同类别的双年展——分别为艺术、设计、建筑。必然的是,双年展层面总展览主题——“物色·绵延”在各个分展览主题的充分阐释面前,似乎已经没有起效的必要了。
威尼斯双年展是什么样子?相信没有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家与没有去看过威尼斯的艺术从业者,都能不假思索的用简短的语言勾勒出其形状。同样的,中国的双年展是什么样子?又有谁可以勾勒的清楚?从轮廓到内核,或许加上“中国特色的”五个字之后才能描述清楚。这不是已经发生的国内双年展有多少的面纱让人揭不开,而在于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双年展没有被我们搞清楚。探索的过程必然是有趣的,未来的可能性挑战着双年展组织者们的欲望,无拘无束,然而规则的重要性在于双年展机制的建设,同时将未来的可能性挑战从双年展组织者的手中交到了策展人的手里,挑战性同时也从展览不稳定、学术无脉络等制度问题转为学术论题的讨论与实验作品的互动,上海双年展给我们提供着积极的案例。
或许中国确实需要双年展,但中国的双年展是什么样子?当问题被再一次提出,我的回答是中国的双年展一直在排斥“双年展”的本体概念而用自己的一套规则去创立与已有项目活动毫无二致的、冠以双年展这个洋气头衔的艺术活动。我们在接受了“双年展”的概念的同时,划定了自我与他者的疆界,从而形成一种排斥下的中国双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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