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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中国风格、时代标准的时候，首先要弄清今天的我们是谁?我们已不是过去封闭时代的寡国孤民，而是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公民”。邓小平同志在他的文集中说：“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作为一名世界公民的世界观，与过去的世界观不同，过去我们从本土看世界，没有看到整个世界，或者只看到几个大国，总觉得自己不行，要跟、要追、要超。也就有了悲观主义、有了犬儒思想;或成为亱郞自大的自大狂。
就拿油画来说，前者是我们怎么也赶不上西方，学得再好也不可能比肩西方人的成就;后者拿马王堆的漆画或民间木板油彩画说事，说我们二千年前就有油画了，这是那儿跟那儿呀，这油彩与油画是一会事吗?作为世界公民，我们要站在世界的高度、广度、深度看世界，在全球化宏观的语景中来反观自身，总结我们前进路中的经验和教训，正视眼前所发生的问题，既不当犬儒也不能有狹獈的民族主义心理，要有一颗宽阔吸纳世界优秀文化的胸怀。
我是一个经历了解放后的种种政治运动，又从事了30来年的史论工作的人，深深体会到艺术的自律性是不可逆转的，它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一听到艺术要有“国家标准”就勾起我许多联想……。
我上大学的时候，遇到了批判“中间人物论”，文艺作品要歌颂英雄人物，树立正面人物，突出正面人物，不能搞那些有问题、或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由此发展到极至是“文革”时期风行的红光亮、高大全概念化、公式化的人物形象，画面上的人物个个红光满面，举手指方向，挺胸朝前走的“样板”相了，这就是长官意志导之的后果。开放后的文艺作品，拨乱反正，逐渐恢复了人性的真实，但现在从文学到影视，几乎是“小人物”当道了，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精神缺失，人物矮化。甚至是到了“娱乐至死”的境地，但我相信时代进程中艺术自身的调节。
让我体会至深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研究中国油画史料中所发现的问题，让我耿耿于怀。我国早期的西画运动中，一批留学欧美和日本的画家，他们30年代回国后除了写实绘画，还有“决澜社”、“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等画会中的画家主张与世界同歩的现代艺术，他们的艺术与世界的现代艺术潮流发展在时差上只慢了半拍。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也还是以不同的风格流派，画着抗战题材。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油画呈现了多元发展的格局。但在40年代现代艺术最初在延安受到批判，解放后就斩尽杀绝了，形成了只让写实主义“一花独放”的局面。客观上似乎是因战争的原因，但其中不是有更多的人为因素把油画赶向了“独木桥”上了吗?使中国的现代艺术几乎就此断裂了半个世纪，直到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潮美术运动，重又开始演译。这也说明作为世界语的油画，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人为的截流改道，迟早还得回到它的发展轨道上。
今天，我们处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这是一场巨大而深刻的变革。触及着每个人的思想观念的改变。
新时期市场经济替代了计划经济，出现了我们不曾遇到的许多新问题。如艺术作为商品流通，强力地冲击着我们的原来评价艺术品的价值尺度，艺术商品的价值与艺术本身价值的不相等，搅乱着人们的价值标准;中、西人士对艺术市场的操作，因观念的差异，存在着不同的价值标准而令人差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带来了价值判断的尴尬;又如90年代崛起的女性艺术，出现了男性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之间不同的价值标准的对峙;而数字化时代到来也带来了感性革命的新时代，所出现的种种新媒材、新艺术，存在着价值评判标准的失语，我们总不能用架上绘画的标准去套到新媒体艺术上吧?因而“时代标准”如何涵盖这林林总总出现的新问题?这不是人为的几句形而上的口号所能涵盖。
时代，是个动态的词，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那么其标准，又怎能一劳永逸?时代标准就得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修正更新。今天已不是一花独放的时代，故而时代标准该是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其多重性。本土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的结构，在多元互补中书写着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灿烂篇章。健康、向上，固然，是总体标准，但具体到作品，因评判者各有自已知识结构的偏颇，观念的滞后，就未必能作出正确的评判。
为什么在看过这次国家化巨资所做出的一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画后，让人特别怀念起五、六十年代年董希文、罗工柳、孙滋溪、詹建君、蔡亮、李化吉等在油画民族语言样式上作出了具有“中国气派”的历史画的探索。时过40多年，在今天这么开放的条件下，为何没有出现适应当今时代的突破性的艺术形式出现?在那还是“土油画”的时代，我们能创造出一批优秀作品，经过这么几十年的油画功夫的锤练，我们为何创作不出那种具有震憾力的作品?这不是我们的油画的技能问题，而是艺术观念的保守，竟没有勇气突破原有的历史画模式的框框，创造出与这个改革新时代相应的具有新的学术水准的历史画。
但与此同时，化资不多的一批“伟人足迹写生画”，倒出现了一些感人至深的写意油画，据悉，这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和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组织画家去革命先辈生活过的地方写生，对画家他们没有任何要求，让他们自由地画。此后还特意为这次写生活动中有突出成就的戴士和，单独地为他的静物写意画开了一次规模颇大的研讨会，表彰他用写意的技法开辟了中国油画的创新之路。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党史研究机构，他们並不在乎重大题材的画，却对过去不被重视的静物写生感兴趣，这似乎不可思议，也给我们提供了某种信息，这是观念的超越。而戴士和的静物写意画，竟能在那些不起眼的青莱萝卜，桌椅板凳的静物写生中，画出了缅怀先烈的浓郁情感;画出了中国传统的写意精神;画出了一门具研究价值的学术课题。实在是很出人意料的事。可见油画的中国精神，并不在于化大钱画大画，大画并非意味着大国精神，而在于我们是否有民族文化精神的问题意识，在创作中要解决什么问题。戴士和的写意油画，画幅虽不大，画出了既彰显民族精神而又有独到的造型形式的艺术，把中国的写意精神在油画中作出了新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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