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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意识与劳作形态的当下可能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1-08-15 08:52:03 | 文章来源: 雅昌艺术网

文/陈默

从“雕塑”的学理解读,可得知以下信息:又称雕刻,是雕、刻、塑三种创制方法的总称,也是材料方式的特定指代。而用上述方式完成的作品,几乎贯穿了人类文明进程的各个阶段,也成为文明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古希腊、罗马的雕刻作品中,从汉唐遗存的大量作品中,均不难找到很好的学理物证。新中国成立后,本土的在前苏联老大哥的经验和技术平台上发展起来的“雕塑”,有了较为完整的体系框架,并从专业学院入手,形成教、学、产链接有序的本土模式。

当然,那些传承有序的传统民间雕刻,也在持续发生着文化积累作用,在此暂不讨论。虽然这种堪称中国特色的模式带有较大的片面性,甚至其僵化的教学理念存在着有损艺术本质的嫌疑,但客观地说,在半个世纪并不顺畅的发展积累中,从学院里走出了一批批为数可观的“雕塑”人材,已成为本土的艺术力量中坚。这期间,优胜劣汰的法则作用,和现当代艺术的深度影响,使得一部分留下,一部分出走。而留下的,就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活跃艺术家。这种“活跃”,对今天景气指数偏低的“雕塑”界而言,难能可贵,十分重要。但需要强调的是,在世界经济和文化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当代艺术正以不可思议的规模和速度,颠覆着我们既有的生存理念和文化秩序,重新洗牌的杂乱和阵痛不可避免。这期间,人们注意到了被主流忽视的尴尬,既存有对“雕塑”生态前景不甚明了的迷茫,也有因其昔日的辉煌而仍然揣着的沉重希望。简言之,振作再起并呼唤强势回归,乃是明智之举。

近日读到刘礼宾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雕塑”学会主办的《观念与转型:中国当代雕塑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值得思考:“在这次研讨会上,有些发言者针对雕塑家的‘身份’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焦虑(例如隋建国),做出了自己的阐释(例如殷双喜),有些发言者积极拓展当代‘雕塑’概念的外延(例如冯博一),老一辈批评家刘晓纯更是提出了以‘反雕塑’的思路推进雕塑创作,让人耳目一新。在笔者看来,随着艺术创作的推进,原有的‘雕塑’概念必然被拓展,‘雕塑家’身份必然会变化。”

其实,在这个研讨会上被大家共同“焦虑”的“身份”问题,是中国本土特有的将艺术中的材料表达方式,用意识形态逻辑强制僵化的结果。如同“美术”之于“艺术”、“国画”之于“水墨”、“美学”之于“感性学”等等,要么生造要么硬扯的延续近一个世纪的混乱的学理概念一样,概念不清,学理焉得?将“雕塑”材料方式用“家”来固定,如同烹饪师因其善长的多种菜品之一的回锅肉而被尊以“回锅肉师”一样,将“师”微缩至“肉”VS将“家” 微缩至“材料”,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有耐心再以材料细分追之,是否还该有“泥塑家”、“木雕家”、“铸铁家”、“锻铜家”、“制陶家”、“凿石家”……?问题不在于材料方式本身,而在于使用者以及对使用者的管理体制和文化机制。近年来,随着对外艺术交流的不断增强,已鲜见出国者的名片上再印什么“油画家”、“水墨家”之类,而基本通用“艺术家”概念。从艺术材料方式的交插互补能丰富表达的原理中不难看出,一个艺术家的方式的“杂”,也许会赢得更多可能。现成的例子是毕加索你无法给其定“家”;吴冠中也因其油彩水墨的交织而令“家”不知所踪;方力均、周春芽做“雕塑”及苍鑫方式的高度“混乱”,都导致了给他们以材料安“家”的困惑。我们之所以仍约定俗成地还按“雕塑”、“油画”等分类使用,那仅仅是用一种符号编码模式去称谓指代某些概念和所含内容,并不认同将“符号编码”歪曲、偷换、僵化。

隋建国作品

从“雕塑”的市场属性解读,则不难看出多元混杂的局面。近几年,随着当代“油画”市场的不断升温,昔日风头强盛的“雕塑”却没有显示出团队在今天的优势,整体行业形象在忽明忽暗中沉浮,似有落伍嫌疑。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展望、隋建国、向京、陈文令、李占洋、焦新涛、师进滇等艺术家的作品在当代艺术市场认知度的日益升高;一方面,一批二、三十年前的高手,要么转向,要么消声,要么匿迹,也使得行业信心和重心下滑;一方面,一批中青年艺术中坚,虽然他们的作品在观念和形态上不断突破,并显示着良好的上升势头,但苦于“雕塑”整体生态的萎靡,加上材料方式的受限,出展和出场的机会不多,市场属性自然打折。各种问题的汇集,必然形成整体结果的不佳。

近一段时间,围绕“雕塑”的当代性问题的讨论日渐增多。其中批评家王林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雕塑创作正面临两个市场的诱惑。一个是公共雕塑市场,在这个市场中的国家资本以权利资本的方式运作金钱资本,官方意识形态和利益潜规则起着主导性作用,此一范围内讨论艺术的公共性其意义极其有限。在尚未真正树立公民权利的社会中,这种讨论不过是纸上谈兵,更需要思考的是‘纸’而不是‘兵’,是公民权利问题,是艺术自由创作即个体意识的呈现问题。另一个市场是正在开始的个人作品收藏,其运作从个人风格开始,受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的制约,是有利于个体创作的。但操作过度则容易将雕塑家凝固在既成的风格样式之中,逐渐失去和当下文化现实的直接联系。所以,我们不能把关于中国雕塑创作的讨论全部纳入市场范畴。创作问题是一个精神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这才是批评关注的焦点与重心。”而他的结论也意味深长:没有个体性,哪来公共性?进一步推理,个体是公共的基础,公共是个体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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