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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致论——中国画论争中的水天中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1-08-11 10:19:07 | 文章来源: 艺术国际

文/刘骁纯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李小山“穷途末日”论[1]为导火索,有关中国画前途命运的论争掀起了又一轮的热潮。当时,人们的热情大都集中在焦点热点上,很少有人注意远离热点的水天中。其后,水天中又以油画研究著称,人们便忘记了水天中在那场争论中的重要性。

水天中当时发表的重要文章有两篇,一篇为《中国画革新论争回顾》,一篇为《“中国画”名称的产生和变化》。前一篇发表于论争热潮之前,后一篇发表于论争热潮之中。[2]

《中国画革新论争回顾》是叙史,“回顾”的时限从1904年康有为“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的宏议,叙至1981年江丰重申学习素描和反映现代生活的主张。从文章看,水天中有一种独立的热爱传统文化的改革倾向,但倾向完全隐于冷峻、平淡的叙史之中,而或夹有类似“太史公曰”的议论,大都点到辄止。

文章开篇有句话:“对于争论的新参加者,了解过去,也许可以减少我们在原地踏步”,这话似乎预知了后来的论争热潮,那些追踪“穷途末日”焦点热点,庄严而又神圣的激昂争辩,很不幸,大都掉进了“原地踏步”的泥淖。

《回顾》中说:“近百年来,慨叹传统绘画之衰落者颇不乏人”,而世纪大论争就是起于康有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的惊世之语。那我们今天岂不是在原点上“踏步”?

1986年6月陕西杨陵会议将这次中国画讨论的浪潮推向了最高波峰,后来之所以没有再出现更高的波峰,与这次会议的倾向有很大关系。这次会议虽然免不了回应焦点热点问题,但重要的转向在于,一些学者离开热点,在史论研究上提出了不少新的建设性的构想。配合会议的黄秋园个展和谷文达个展,象征了这种转向。

转向来的如此之快,我认为,与水天中的《回顾》一文是有关系的。

在“穷途末日”论发表和杨陵会议之间,《中国美术报》曾摘编两千余字刊发了《回顾》的片段[3]。这张报纸的影响力扩大了《回顾》的影响力。对于不断上升的虚火,它犹如一副强力清宁剂。

 

熟知了历史,水天中对争论中的焦点热点问题便毫无兴趣了。他在历史梳理中发现了一个不可轻视小问题,他顺笔将其写在了《回顾》的文尾:“‘国画’或‘中国画’这一名词的出现,只不过是最近几十年的事。” 此事,渐渐成了他思考的兴趣点,并最终扩展为专文《“中国画”名称的产生和变化》。这是水天中介入那场论争的主要文章。

这篇文章从语源、语义学的角度首次揭示了“中国画”、“国画”的秘密,指出“‘中国画’这个词的产生是在‘西洋画’出现之后”,它使“传统绘画从这个新名词里,得到一个有利于攻防的地位”,由此揭开了这两个概念的实用性和临时性。

与《回顾》不同,这是一篇论文,它的最大特点是以史致论。

从前面所叙述的《回顾》一文的作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水天中以史致论的力度,但那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家式的以史致论,水天中油画研究的文章,大都有这种史家式的以史致论的特征。《名称》一文不同,那是水天中以论家的身份写的理论文章。对概念的讨论,是语言学的理论问题。这篇文章的以史致论,是一种特殊的理论言说方式。

文章大意如下:清末,针对西方绘画入传,画学著述中出现“中国画”一词,以区别“西洋画”,当时,“中国画”泛指“中国之画”。民初,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应现象,国学热兴起,“国画”一词逐渐取代了“中国画”。1921年上海美术学校和上海天马会举办展览,按“国画”、“油画”分列,全称的“中国之画”逐渐转化成了半壁江山的一个画种。1957年,由于周恩来建议“北京国画院”的命名方案改为“北京中国画院”,此后大都使用“中国画”一词,但画种的意义没有改变。后来,各大美院按国、油、版、雕分系,全国美展按国、油、版、雕、年、连、宣、漆、壁、漫等等分类……“中国画”一词在外延上的半壁江山地盘越来越小。

之所以不称“彩墨画”、“水墨画”,是因为“中国画”一词内含了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但大部分论述个中特殊性和优越性的文章,多以宋元以后的文人写意画的艺术观念为参照。这使全称的“中国之画”随时间推移在内涵上地盘也越来越小。

水天中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是在叙史,但他的指向却是理论。文章揭示了“中国画”一词从建构到逐步解构的过程,并指向了终将被彻底解构的未来命运。水天中没有下结论,但文章专辟一节论述了国、油、版、雕……这种分类方式在语言学上的逻辑困境,又辟一节设想了“假若没有‘中国画’‘国画’这个名称”的情况,这些,可以视为以超然的方式对最后结论的另类表达。

在这篇文章中,历史是逻辑的,逻辑就在史实之中;叙史是冷峻的,冷峻使结论愈加残酷。

在那场中国画论争的狂热中,《名称》是比《回顾》更猛的清宁剂。

词儿都空了,还为那个词儿争什么——当然,这是未来图景。

 

注释:

[1] 李小山的《当代中国画之我见》1985年7月发表于《江苏画刊》。1985年第14期(10月26日)的《中国美术报》以《中国画已到了穷途末日的时候》为题摘要转载了该文。

[2] 《中国画革新论争回顾》一文分上、下篇分别发表于《美术史论》(季刊)1983年第2期和1984年第2期。《“中国画”名称的产生和变化》一文,1985年12月脱稿,1986年1月和6月发表讲演,同年在《美术》杂志发表。两篇文章均收入了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中国现代美术理论批评文丛·水天中卷》。本文所引水天中语均据此书。

[3] 见《中国美术报》1986年第5期(2月3日)。文摘标题为《中国画论争三十年资料摘编(1917-1947)》。文前用黑体字引述了水天中《中国画革新论争回顾》中的一段话:“历史的回顾能使人弄清楚他在历史运动中的位置,和他正在起的作用;使人弄清楚给他接力棒的人是从哪里跑来,而他又将跑向哪里。对于争论的新参加者,了解过去,也许可以减少我们在原地踏步。”该期的责任编辑是蔡星仪。

(本文首刊于《艺术》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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