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刘骁纯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李小山“穷途末日”论[1]为导火索，有关中国画前途命运的论争掀起了又一轮的热潮。当时，人们的热情大都集中在焦点热点上，很少有人注意远离热点的水天中。其后，水天中又以油画研究著称，人们便忘记了水天中在那场争论中的重要性。
水天中当时发表的重要文章有两篇，一篇为《中国画革新论争回顾》，一篇为《“中国画”名称的产生和变化》。前一篇发表于论争热潮之前，后一篇发表于论争热潮之中。[2]
《中国画革新论争回顾》是叙史，“回顾”的时限从1904年康有为“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的宏议，叙至1981年江丰重申学习素描和反映现代生活的主张。从文章看，水天中有一种独立的热爱传统文化的改革倾向，但倾向完全隐于冷峻、平淡的叙史之中，而或夹有类似“太史公曰”的议论，大都点到辄止。
文章开篇有句话：“对于争论的新参加者，了解过去，也许可以减少我们在原地踏步”，这话似乎预知了后来的论争热潮，那些追踪“穷途末日”焦点热点，庄严而又神圣的激昂争辩，很不幸，大都掉进了“原地踏步”的泥淖。
《回顾》中说：“近百年来，慨叹传统绘画之衰落者颇不乏人”，而世纪大论争就是起于康有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的惊世之语。那我们今天岂不是在原点上“踏步”?
1986年6月陕西杨陵会议将这次中国画讨论的浪潮推向了最高波峰，后来之所以没有再出现更高的波峰，与这次会议的倾向有很大关系。这次会议虽然免不了回应焦点热点问题，但重要的转向在于，一些学者离开热点，在史论研究上提出了不少新的建设性的构想。配合会议的黄秋园个展和谷文达个展，象征了这种转向。
转向来的如此之快，我认为，与水天中的《回顾》一文是有关系的。
在“穷途末日”论发表和杨陵会议之间，《中国美术报》曾摘编两千余字刊发了《回顾》的片段[3]。这张报纸的影响力扩大了《回顾》的影响力。对于不断上升的虚火，它犹如一副强力清宁剂。
熟知了历史，水天中对争论中的焦点热点问题便毫无兴趣了。他在历史梳理中发现了一个不可轻视小问题，他顺笔将其写在了《回顾》的文尾：“‘国画’或‘中国画’这一名词的出现，只不过是最近几十年的事。” 此事，渐渐成了他思考的兴趣点，并最终扩展为专文《“中国画”名称的产生和变化》。这是水天中介入那场论争的主要文章。
这篇文章从语源、语义学的角度首次揭示了“中国画”、“国画”的秘密，指出“‘中国画’这个词的产生是在‘西洋画’出现之后”，它使“传统绘画从这个新名词里，得到一个有利于攻防的地位”，由此揭开了这两个概念的实用性和临时性。
与《回顾》不同，这是一篇论文，它的最大特点是以史致论。
从前面所叙述的《回顾》一文的作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水天中以史致论的力度，但那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家式的以史致论，水天中油画研究的文章，大都有这种史家式的以史致论的特征。《名称》一文不同，那是水天中以论家的身份写的理论文章。对概念的讨论，是语言学的理论问题。这篇文章的以史致论，是一种特殊的理论言说方式。
文章大意如下：清末，针对西方绘画入传，画学著述中出现“中国画”一词，以区别“西洋画”，当时，“中国画”泛指“中国之画”。民初，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应现象，国学热兴起，“国画”一词逐渐取代了“中国画”。1921年上海美术学校和上海天马会举办展览，按“国画”、“油画”分列，全称的“中国之画”逐渐转化成了半壁江山的一个画种。1957年，由于周恩来建议“北京国画院”的命名方案改为“北京中国画院”，此后大都使用“中国画”一词，但画种的意义没有改变。后来，各大美院按国、油、版、雕分系，全国美展按国、油、版、雕、年、连、宣、漆、壁、漫等等分类……“中国画”一词在外延上的半壁江山地盘越来越小。
之所以不称“彩墨画”、“水墨画”，是因为“中国画”一词内含了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但大部分论述个中特殊性和优越性的文章，多以宋元以后的文人写意画的艺术观念为参照。这使全称的“中国之画”随时间推移在内涵上地盘也越来越小。
水天中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是在叙史，但他的指向却是理论。文章揭示了“中国画”一词从建构到逐步解构的过程，并指向了终将被彻底解构的未来命运。水天中没有下结论，但文章专辟一节论述了国、油、版、雕……这种分类方式在语言学上的逻辑困境，又辟一节设想了“假若没有‘中国画’‘国画’这个名称”的情况，这些，可以视为以超然的方式对最后结论的另类表达。
在这篇文章中，历史是逻辑的，逻辑就在史实之中;叙史是冷峻的，冷峻使结论愈加残酷。
在那场中国画论争的狂热中，《名称》是比《回顾》更猛的清宁剂。
词儿都空了，还为那个词儿争什么——当然，这是未来图景。
注释：
[1] 李小山的《当代中国画之我见》1985年7月发表于《江苏画刊》。1985年第14期(10月26日)的《中国美术报》以《中国画已到了穷途末日的时候》为题摘要转载了该文。
[2] 《中国画革新论争回顾》一文分上、下篇分别发表于《美术史论》(季刊)1983年第2期和1984年第2期。《“中国画”名称的产生和变化》一文，1985年12月脱稿，1986年1月和6月发表讲演，同年在《美术》杂志发表。两篇文章均收入了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中国现代美术理论批评文丛·水天中卷》。本文所引水天中语均据此书。
[3] 见《中国美术报》1986年第5期(2月3日)。文摘标题为《中国画论争三十年资料摘编(1917-1947)》。文前用黑体字引述了水天中《中国画革新论争回顾》中的一段话：“历史的回顾能使人弄清楚他在历史运动中的位置，和他正在起的作用;使人弄清楚给他接力棒的人是从哪里跑来，而他又将跑向哪里。对于争论的新参加者，了解过去，也许可以减少我们在原地踏步。”该期的责任编辑是蔡星仪。
（本文首刊于《艺术》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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