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出现在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上的中国面孔之一，深圳艺术家应天齐刚刚结束他13天的威尼斯之旅。第一次参加这样重量级的当代艺术展览，给了他一个在多元文化交汇中重新审视自己乃至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机会。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应天齐感慨良多。
关注艺术背后的中国生活
在威尼斯的十几天里，应天齐先后接受了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多家媒体采访。除了专业媒体，大部分的西方人关注的不是艺术作品本身，而是艺术作品背后的中国当代生活。一位德国记者这样问他：“你认为艺术可以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起作用吗？”应天齐的回答是肯定的。他给这位记者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的《西递村》版画系列，一个是他在20世纪初的装置行为作品《对话观澜》，前者让一个黄山脚下的小村落闻名于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录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后者则促使观澜镇政府对古建筑保护引起重视，现在那里已经成为艺术家聚集的观澜版画村。在应天齐看来，干涉生活、切入生活，正是当代艺术家应该做的，他所举的两个例证，深深地打动了这位德国记者。
崛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一直以独有的政治色彩闻名于世界。无论是王广义的政治波普，还是张晓刚的大家庭，都与红色记忆息息相关。而现在，跟风的红色作品越来越受到批评。什么样的艺术才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呢？在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上，应天齐特别有感触，西方人感兴趣的是有中国当代生活特色的艺术。他解释，当代艺术是面对当代生活的艺术，政治作为创作元素也是其中之一。正是因为中国的政治有特色，所以表现这一题材的作品在世界艺坛走红。但艺术有很多方面，政治不是唯一。应天齐认为，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过程中，这种变革的激烈程度是其他国家很难比拟的。而在这个变革中所产生的传统和现代的碰撞，给这一代艺术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创作资源。“这种传统和现代的碰撞，至少在100年之内不会改变，我们这一代艺术家正当其时，有责任把对于其中的种种思考记录下来。”事实上，应天齐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发现，很多艺术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在台湾策展人陆蓉之策划的展览上，中国艺术家缪晓春制作的DV 作品，就表现了人类在面临自然、社会变革时的手足无措。这件作品带给应天齐特别的感动。
西方人希望看到
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
当代艺术起源于西方，而中国当代艺术的声名鹊起也开始于西方资本的运作，这使得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始终无法摆脱模仿西方的影子。在威尼斯的十几天里，应天齐白天看展，晚上和艺术家们探讨艺术问题。他深深地体会到，西方学术界希望看到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这种当代艺术既不是体制内的当代艺术，也不是西方话语权的当代艺术，更不是资本运作下的当代艺术。
谈起这个问题，应天齐想起20多年前在北京听美国波普艺术家劳森伯格的讲座。他记得劳森伯格讲到自己怎样了解中国、利用中国元素进行创作，但他记忆更加深刻的是劳森伯格的另外一句话：“但我绝不想变成一个中国人。”劳森伯格不想变成一个中国人，我们为什么要变成西方人去进行创作呢？正是抱着这样一种想法，应天齐始终坚持本土立场，而在此次双年展上，他看到了这种坚持的重要性。作为非官方、非体制的平行展，《碎裂的文化＝今天的人？》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是中国艺术家第一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展览刚刚开幕，包括应天齐在内的四位中国艺术家已经接到意大利佛罗伦萨一家基金会的邀请，希望他们能到佛罗伦萨进行访问创作。“此次威尼斯之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验证了坚持本土立场的重要性，现在的中国有许多值得艺术家去做的事情，而我所做的就是三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与建筑对话，关注最普通人的生活和最破烂的房子。”
当代艺术
不应是小圈子文化
威尼斯双年展展场设立在威尼斯岛上，展览时间长达半年。十几天的威尼斯之行，令应天齐感受到威尼斯双年展确实是当代艺术在世界范围内不可或缺的大事，更让他感受到当代艺术在西方人生活中的地位。“岛上人流如织，参观者络绎不绝，相比之下，当代艺术在中国仍然是小众的，中国当代艺术对社会的干预不明显，而在西方，则可以产生很大影响。”
今天的威尼斯集中了全世界最前卫的艺术作品，看过这些作品，也让应天齐感到中国艺术作品的前卫性有待加强，比如其他国家的展品中架上作品不多，而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则是架上架下各占一半。而即使是架上作品，大多数作品的陈列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不再是规规矩矩地挂在墙上。比如基佛尔的架上绘画就以一种晾晒的方式挂在架子上，观众穿行在架子中间观看作品。而应天齐自己的装置作品《遗痕?沧桑》由于条件所限，用桌面代替墙面，歪打正着，达到了极佳的展览效果。应天齐说：“新的艺术带来全新的审美感受，传统审美正在受到挑战。而当代艺术在视觉呈现上的变革越来越受到重视，视觉呈现正在成为当代艺术创作的重要课题。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艺术有很大空间有待发掘。”（梁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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