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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昕东
现在中国画廊的境遇是刚刚学会走路就要参加奥林匹克竞赛，竞赛就在眼前，参加或不参加，是个很残酷的问题。
其实画廊分两种：一级市场的画廊是跟艺术家关系很紧密，有一个与艺术家共同成长、需要承担风险的过程。二级市场纯粹是投资交易的画廊，这些画廊不做展览，完全是中介，无论用什么途径买到作品以后，就像开古董店一样在店里销售。这些画廊不与艺术家发生关系，只与作品发生纯粹的买卖关系，考虑的是代理成本。而我们现在的画廊并没有在性质上做如此的细分，也没有在画廊所代理的作品种类和艺术形式上细分。现在的画廊都是杂交并且多种当下绑在一块，水平参差不齐，所以当前最需要解决的是对画廊的认知问题。
在中国做画廊很困难，是因为画廊属于个人企业，这个行业很特别很边缘，不仅没有国家政策的保护，而且人们没有把文化意识放在一个合理的层面，而直接把画廊放在了自由经济的平台上。中国崛起后，老百姓越来越有钱，但是艺术品在中国仍然属于新世界的财富，在西方却是属于殖民时期就开始的老世界的财富——贵族或者家族的传统收藏。
所以笔者对本土画廊的发展，担忧大于乐观。中国画廊发展的十几年中——从2002年大批画廊的建立，到2005年的红火，再到金融海啸后大批画廊的倒下——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来自收藏阶层。中国的买家情况比较极端，没有家族收藏的习惯，受当下金融环境的影响较大。画廊最理想的收藏者是中产阶层，除了稳定的高收入以外，要有房产或者其他的富余资金，且对各种文化产业有兴趣的人。
说“不温不火”还是乐观，中国现在的画廊业应该说是不死不活。它成长在夹缝中。其实收藏家如果能跟画廊一起成长，收益会更大，但是他们现在认识不到这点，真正的收藏家没有几个，还会经常发生“背叛”。而一个行业这么多画廊又怎么可能依托几个买家呢?而且大家又把艺术品简单的量化成一个投资品，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三年以后这个艺术品的投资回报没有高过其他投资品，买家就会退出，这就很不稳定。
西方画廊近几年看到了中国艺术家的发展，开始来中国签艺术家，这是本土画廊无法与之竞争的，因为人家签的条件很好，它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平台，艺术家肯定愿意去这些主流的世界。果子刚长出来就被人摘走了，这没办法，当果子需要更大的空间成长的时候，这是必然的结果。再加上经济危机以后西方艺术市场的饱和与疲软，就让资本流入了正具活力的亚洲艺术市场。中国大批好的艺术家被签走以后，剩下的是二线的，而现在艺术市场达到了一定的价格高度，很多画廊也缺少资本进行再运作，这个时候就只能选择三五万的作品，空间相对变小了，三五万对画廊来说只能进行最基本的维持。可能未来能出一两个年轻艺术家，而他/她在成长以后却等不到中国画廊业的系统形成又会被国外资本抢走。
这不仅仅是国外画廊背后有基金或财团支撑的问题，而是因为它的运作能调动整个金融体系的进入，而我们却是自主运行。所以中国画廊在建立的时候，危险很大，未来是很残酷的。之所以我们还坚持，是因为还在期望未来国家的政策能对文化产业给予保护和支持，这样未来我们或许还能一搏。
除了国外资本与我们抢艺术家资源以外，在国内，还有二级市场的威胁。国内的拍卖行依托的资本很强大，比如保利。拍卖行在买作品的时候可以把一级市场的很多东西吃掉，因为我们没有规范没有制度，它们只要有利润就会吞掉。而现在很多艺术家要的也是市场价格，只要有利可图便会跳过画廊。
画廊的影响力也不如拍卖行，拍卖能做得很全很大，与社会对接的面很广。再加上投入很大，它可以大海捞针似的捞到一条大鱼便算，而且可以拆东墙补西墙，画廊如果没有很好的循环渠道，不能自我补血的时候，就会关门。画廊影响再大，也是麻雀，所以与拍卖行比局限性很大。
好的画廊首先得为艺术家的发展提供服务和帮助，同时需要跟社会教育发生关系，每一个展览要做到一定的学术高度，提供的思想很重要。在现在制度规范没有形成的情况下，要与二级市场竞争，中国的画廊业只能期望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和资源介入，如果人们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对艺术有更深入的认识，才能真的达到盛世，毕竟只有好的价值观才能影响世界。(作者系北京画廊协会会长、程昕东国际当代艺术空间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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