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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启蒙的古老时代
艾森豪威尔说，启蒙运动始终在追问，人何以成为人。“启蒙的艺术”展览9个部分、579件展品，全部围绕这一追问展开。戈特利布·希克的画作《海因瑞克·丹内克肖像》之所以被喷绘成本次展览的主题背景画，就是因为这幅作品启蒙特色鲜明。画中的年轻女人丹内克姿态松弛，坐在户外的凳子上。这幅画诞生于1802年，德国文学启蒙运动晚期。
启蒙运动之前，欧洲艺术家依靠权贵豢养才能生存，绘制肖像也是权贵的专利，普通市民没有机会，也想不到把自己画下来挂在墙上。“这幅肖像表现出了启蒙运动之前不被尊重的价值。”艾森豪威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丹内克是位普通市民，还有自己的职业，是位雕塑家。因为启蒙思想的熏陶，她浑身洋溢着自信与自由的气息，红蓝白三色服饰，象征着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旗帜;手里的三种不同野花，象征着她对丈夫的爱。她以自然的姿势坐在自然的风景之中，象征着开放的心灵。她本人没有名垂青史的成就，但她的肖像使她流芳千古。
丹内克肖像与展览第一部分“生活在启蒙时代”中的贵族肖像反差鲜明——贵族们一概目光犀利，姿态庄严，背景模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摆拍”。两相比照，让人不由得想起那个著名的欧洲笑话的起源，独眼瘸腿的国王要一幅好看而且诚实的肖像，画师只好把他画成脚踩巨石，张弓搭箭的样子。
在那个时代，有机会出现在画作中的市民只能是围观者，他们黑压压地拥挤在街道上，看着贵族的马队耀武扬威地走过。中国古画中权贵的个头儿往往比周围人大一圈，看来当年欧洲贵族与中国古代贵族是心心相印的。
在这里还能看到当年贵族的服饰，带裙撑的拖尾长裙，花饰精细繁琐的男装。与丹内克的服装相比，这些衣服显然不适合工作，洗涤起来更加费劲。今天很少有人像当年那样仇视贵族，但当年，一个不稼不穑整天拖着裙子走来走去的特权人士，也确实不怎么招人待见，当时德国的启蒙人士之所以奋起就有这种情绪在起作用。
对德国启蒙时代最伟大的文化英雄歌德，罗特的评价是“具有和谐的美感”，但他本人则对席勒情有独钟。私人原因是席勒的父亲和姐姐就埋葬在他生长的村庄，学术原因则是席勒终身都在战斗，“和一切战斗，包括他自己”。
在席勒等启蒙人士的不懈努力之下，市民阶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艺术作品中他们也从围观者变成了主人公，诞生于1808年的油画《画室景象》表现的就是这样的情景。艾森豪威尔这样解读这幅画作的精神内涵——女人以艺术为职业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同，但大家仍然感觉新鲜，画作中一位女画家在工作，聚集到画室的其他艺术家则借机讨论人的解放，间或传播小道消息。
展品中有一张可以用盖子罩住桌面的桌子，广州黄埔军校遗址蒋介石办公室里也有这样一张桌子。这件古旧家具与启蒙运动的关系何在?“启蒙时代，隐私权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张桌子就是证据。”艾森豪威尔说。
个体解放之后，科学大放异彩。在“知识的新视野”部分，望远镜、行星仪等文物实物颇为引人注目，这些物件曾经是时尚的标志。如果没看到真空泵，今天的人们确实难以想象，二百多年前人们曾对气压的作用感到十分新鲜，证据是把小动物放进玻璃罩中，抽掉空气它就活不下去了。
人们开始重新思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三位馆长一致推荐诞生于1807年的一幅油画，大卫·弗里德里希的《易北河谷风光》。罗特欣赏这幅画的浪漫气质与严谨构图，工业时代已经起步，但画中没有任何喧嚣的痕迹。艾森豪威尔的解释是，画中的云杉没有雕琢痕迹，完全是对大自然的写实。在那个时代树也是人的象征，就像易北河谷中的云杉一样，人也应该自由生长。
南方周末记者提起清代诗人龚自珍的文章《病梅馆记》，艾森豪威尔说，这幅画配上你说的中国文章，这就是启蒙。
欧洲文学评论家嘲讽某部文学作品过于多愁善感时，常戏称作者为“18世纪作家”。在“爱与情感”部分，可以看到这种嘲讽的缘由。启蒙时代，人们挣脱了“爱上帝须胜于爱父母”等违背人性的信仰枷锁，表现亲情、爱情、友情的文学艺术作品风行一时。感情被提升到与理性并列的位置，不伤害他人感情成为公认的教养。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施恩克就充分展现了这种风范。他说德国有6000家博物馆，德国人口8200万，每年博物馆参观人次则达到了一亿。记者说，中国一年中6个人里才有1人参观1次博物馆，坦白说，您会不会瞧不起从来不去博物馆的人?施恩克博士说，我尊重别人的选择，只是替他惋惜。
启蒙少不了“黑暗面”
正如歌德学院院长阿克曼所言，这次展览不试图教育观众说，启蒙是个好东西，而是客观展示启蒙的方方面面。
在“黑暗面”这部分，西班牙巨匠弗朗西斯科·戈雅的绘画作品飘散着噩梦般的幻觉和压抑。这位画家既不满宗教裁判所的愚昧残暴，又反感法国大革命带来的血雨腥风。启蒙运动掀起的对未来的狂喜与憧憬，在他的作品中完全没有体现。
歌德的诗句有如谶语，打在国博的墙壁上，大意是，光明来自黑暗，最终却要反噬黑暗母亲。放在中国语境中，这首诗简直就是道家阴阳论的一个德国翻版。
欧洲的启蒙时代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古老国家开始在“先进文明”带来的苦难中煎熬。随后欧洲人也不得不品尝“进步”酿就的苦酒，一战、二战，奥地利籍犹太作家茨威格逃出了纳粹之手，却无法承受希望的破灭，在遗作《昨日的世界》中，他愁肠百转地写道，曾经以为欧洲人已经完成启蒙，人类社会从此一片坦途。没想到，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屠杀恰好发生在欧洲。
罗特说，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纳粹主义，以及近现代各种狂暴的社会政治试验，其思想根源也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不仅如此，启蒙运动还使人类产生了战胜自然的冲动，日本地震以及随后发生的核灾难，就是一个例证。
日本地震把德国人吓了一跳，巴伐州大选，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党下台，反对核电的绿党大获全胜。赶来中国参展的三位馆长也吃惊不小，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国博工作人员检查悬挂展品的钢缆和挂件。
此情此景之下，德国当代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的作品就显得特别切题。博伊斯是德国绿党创始人之一，其艺术作品也都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博伊斯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家庭，但作为艺术家，他认为教会也是一种政治权力，必须寻找一种与之抗衡的办法。
展厅内一台电视，循环播放着1974年博伊斯惟一一次美国之行产生的行为观念艺术作品“我爱美国，美国爱我”。他飞到美国，刚下飞机就裹上毯子，被救护车送到一家画廊，在那里他与一只美洲郊狼共同生活了一个星期，事后博伊斯解释：“我眼里只有郊狼，我一直在自我鼓励，自我保护，我只看狼不看美国。”
与其说博伊斯对美国有意见，倒不如说他对进步带来的困境心怀警觉，而当时美国恰好被视为最正宗的“进步专家”。对于这件作品，德方的解释是，博伊斯试图在古老的巫术中为沉溺于进步的人类寻找另外一种可能。
他的另一件作品似乎也在表达这样的思想，那是一只以柠檬为电源的灯泡。灯泡带来了光明，照亮了世界，与此同时又压榨着柠檬的生命，损耗着柠檬的活力。启蒙带来的当代世界，难道不就是这只柠檬灯泡吗?
陈煜偏爱“阴暗面”这个主题：“很少有展览从这个角度审视如此伟大的文化和思想运动。”但从展品来讲，他更喜欢中方挑选的作为整个展览结尾的作品：伏尔泰持灯的剪影。伏尔泰手里的灯照亮了前进的道路。但整个剪影是黑色的，如果只有光明没有黑暗，也就没有这幅画了。
中国元素介入启蒙
中国元素也不少。景德镇烧坯，荷兰绘制纹样的青花瓷;留着长辫子，披枷带锁的机械偶;画作中的中国港口等等，不一而足。
启蒙时代初期，对欧洲人来讲中国曾是一个遥远的想象，欧洲作家曾慷慨地赋予中国人无数我们羞于默认的美德。儒学的人本精神，科举的学而优则仕，曾有效地撼动了欧洲传统贵族的政治特权。
然而本次展览中的中国元素不太能够传达这种浓厚的理想主义气息，相反，更多的是大航海时代的异域情调，新奇的远方，古老而怪异的人们。
原因是这样的——短暂的憧憬之后，欧洲知识分子意识到，把梦想完全留给别人，就会丧失自己的根，根没了，魂也就丢了。在“历史的诞生”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启蒙时代欧洲人开始回溯自身的历史，艺术品中反复古希腊、罗马甚至埃及的历史题材。
从那时起，考古学逐渐兴盛起来，历史学也因此更加强调实证。当时的德国尚未统一，诸侯争霸有如春秋战国。为了把对手比下去，诸侯们开始竞相树立本国的文化象征物，有的比奢华，有的比文明，公共博物馆就此诞生。
1870年德国正式统一，但此前诸侯国的博物馆已经存在了很多年，藏品也以本地区历史文化为线索征集而来。二战后，德国实行联邦制，各州拥有独立的文化管理权，所以德国没有类似于国博、大英博物馆这类中央博物馆。主办方3家德国博物馆名号前面的“国家”二字，准确地说应该叫“国立”。艾森豪威尔认为，德国的博物馆制度非常复杂，不过这是好事，正是这种分散和复杂，促成了德国博物馆的多样性。
最显眼的中国元素展品，当属乾隆时代的《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铜版画原版。
18世纪中期，欧洲启蒙运动方兴未艾之时，中国的封建制度也臻于鼎盛。乾隆平定新疆之后，命外国传教士郎世宁、王致诚等人制作铜版画以资纪念。这套16幅铜版画包括作战、受降、部众载道欢迎等场面，图稿在中国完成后，送往法国巴黎制作成铜版画，整个过程历时11年。
19世纪末，西方凭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洋教与殖民者纠缠在一起，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义和团奋起抗争却又不得其法，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铜版画原版被侵略军掠去，目前收藏在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
无论如何，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启蒙的艺术”就是明证。罗特说，经营了10年的项目，展览只是一个高潮，更重要的是由此引发的碰撞与交流。麦卡托基金会资助的论坛“启蒙之对话”能否激起一些不一样的浪花?或许能吧。
(鸣谢安琪与刘风提供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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