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国博展出的“启蒙的艺术”大型展览
启蒙与救亡，这个中国近现代史上宏大而迫切的命题，被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中深刻而耐人寻味地讨论后，便悄悄隐退于社会巨变的洪流之中。今日，当名为“启蒙的艺术”这个迄今为止中德之间最大规模的展览项目在改扩建后的国博亮相之时，“启蒙”这个零星闪现在思想界（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话题，今次以实物的方式回到了人们的视线。这个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和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联合举办的展览，通过包括油画、版画、雕塑、图书、服饰、家具等十几个门类的约580件艺术珍品，向观众展示了启蒙运动以来，欧洲在哲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启蒙思想精髓持续至今的影响力。
德国三大博物馆的最大“联姻”之作，世界范围内有关“启蒙艺术”的最大展览，克里斯蒂安·戈特利布·席克的《海茵里克·丹内克尔》、安迪·沃霍尔的《自画像》以及弗雷德里希、戈雅、皮拉内西、博伊斯等名家名作，使展览的亮点与看点十足。除此之外，笔者以为展览背后隐藏的意义与价值更值得探讨。
博物馆这个来自启蒙时代的产物，开启了人们了解过去、阐释现在与启蒙心智的序幕。柏林国家博物馆总馆长艾森豪尔将博物馆称为人类的文化记忆，他说：“只有当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时，才能设计我们的未来。”作为启蒙之地的博物馆，举办名为“启蒙的艺术”的展览，背后隐含着中德双方对博物馆价值的认知：这里是人们了解自己和他人过去的起点，也是各种文明之间包容借鉴、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平台，更是为消除误解、弥合分歧、减少纷争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通过中国国家博物馆，观众不仅可以感受到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灿烂辉煌，而且能知晓其他文明为人类进步做出的贡献与努力。分享成为博物馆启蒙最大的价值所在，以前专属于王室与贵族的特权，通过这个公共空间的营造，惠及到最普通的百姓，使其在生产生活之余，可以在世界文明的滋养中，开启对世界视觉图景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感知。这对于一个快速崛起中的大国国民而言，是一种心灵与精神层面的启蒙之旅。古语讲，仓廪实而知礼节，只有在物质的富足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才有耐心与自信安静下来，欣赏与品评来自世界各地艺术珍品，而此时启蒙的价值就在那些伟大的艺术品面前逐渐凸显出来。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对改扩建后的国博以“历史与艺术并重”定位，从近期举办的一系列近现代美术展览与古瓷、造像展中得到了彰显，而为期一年的“启蒙的艺术”展览，则体现了国博展览策划更为深层地思考。“启蒙所带来的个人思想上和社会生活上的变化，也影响到艺术的生态。博物馆在中国启蒙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吕章申的一席话点出了这个展览揭示出的艺术对启蒙和改造社会产生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展览“自我解放与公共领域”部分，图像在新的制图技术革新中，对政治和文化内涵的广泛迅速传播起到积极作用。诚如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总馆长罗特所说，从这些艺术品里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在启蒙时期的欧洲有着特殊的意义，技术发展和社会变革又加速了艺术在各个领域的传播，艺术家成为社会中的权威、天才和革新者。艺术可以改变人与社会的理念成为整个时代的主导思想。
对于开启现代社会之门的启蒙运动而言，展览“启蒙的艺术”向我们呈现了现代转型时期鲜活的艺术生态及其思想精髓对现当代艺术的持久影响，虽然从艺术史的角度，有人可能会质疑“启蒙的艺术”提法的准确性，但从社会与思想史发展来看，将启蒙与博物馆之间的微妙关系呈现在中国观众面前，从思想与艺术启蒙的角度展现几百年来欧洲的政治、文化、思想的变迁，才是这个展览的真正的闪光点。更为重要的是，关于艺术特别是美术展览的长期陈列——这个困扰了中国美术界许久的难题，终于随着气势恢宏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开馆迎刃而解了。
艺术的启蒙，再次回归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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