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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初的一个下午，阳光透过巨大的格状玻璃，直射国家博物馆西大厅。明亮的大厅里正弥漫着梦幻般的烟雾，远处隐约传来电钻机的噪音，在朦胧中，除了保安们轮流巡视，就是清洁工反复刷洗着地面。一道电子栅栏将少量的参观者和大片未开放区域隔开。
2011年3月1日，因改扩建工程尘封了4年的国家博物馆开始接待公众参观。国家博物馆——一座宏大的建筑。站在西大厅中央，面朝长36米、高12米的巨型浮雕《愚公移山》，头顶是368个采用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藻井，由西大厅、中央大厅、东大厅串连而成的东西轴线长200米，南北向的艺术走廊长330米，所有的尺度都超乎寻常地大。一个细节是，国博剧场的座椅排距足有105厘米，馆长吕章申曾特意提到，“比国家大剧院还舒适，他们才95厘米”。
据称，改扩建完成后的国博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是原来面积的3倍,成为世界上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现在，这座拥有49个展厅的庞然大物横卧在天安门广场的东侧，散发着恍若莫高窟般神秘的光芒。而相比自己的前身以及国内许多博物馆，国家博物馆最明显的转变之一，就是从单一叙述历史转为艺术、历史和建筑并重的综合类博物馆。参观者可以轻松愉悦地欣赏来自全世界的文明瑰宝，而不是单纯接受教育。
神秘已露出一角，揭开全部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从2011年3月1日起，国家博物馆开始接待公众参观。3月1日至16日只接待团体观众参观，3月17日开始，每天接待观众3000人次，其中团体观众2000人次，零散观众1000人次。
一直到4月1日德国三大博物馆特展“启蒙的艺术”开幕之前，观众在新国博能够欣赏到只有《复兴之路》，另一个常设展览“古代中国”正在布展中，开放时间未定。
记者在展厅里漫游时，遇到来自韩国的媒体同行，韩国文化广播公司（MBC）驻京记者申冈均。他告诉记者，听闻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馆的消息，他急着就来了。
原本是为了拍摄古代中国展的画面，现在只得把视线投向《复兴之路》。看完足足三层楼、八个展厅的内容，申冈均感到它在展现“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智慧爱和平的伟大民族”的历史面貌上实现得很完全，让他这个外国人也感到中国近现代在艰苦中卓绝奋斗的不易。不过，《复兴之路》较多运用图片和叙述的展陈方式让他觉得新鲜，“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需要去看去念这么长一个展览，可能需要三五个小时，会非常累哟，以后的展览都会这样吗？”他开玩笑似地说。
假如申冈均有机会向国家博物馆的官员提出这个疑问，他可能会很高兴得到一个否定的答案。
“它只是我们的一个常设展览，不能代表国博的全部。《复兴之路》是向国庆六十周年献礼的一个重要展览，原来就在国博的这个位置展出。展览结束后我们在有关部门的主持下又对它进行了修改和完善，现在率先复展。”副馆长陈履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是历史视野的拓宽不是简单改名或两馆合并
全馆上下都在努力塑造这样一个公众形象：国博已经从单一叙述历史转为艺术、历史和建筑并重的综合类博物馆。参观者可以轻松愉悦地欣赏来自全世界的文明瑰宝，而不是单纯接受教育。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基础上合并组建的。这个组建不是简单改名，不是简单的两馆合并”，这个观点随着吕章申馆长的多次强调而愈发形成广泛的共识。在吕章申看来，最值得称道的是国博展陈方式、服务观念的变化，“从过去侧重历史类收藏、研究、展览，转为历史和艺术并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均衡考虑，要建立的是具有国际目标和世界影响的综合性博物馆”。
像许多关心国博的人一样，84岁的苏东海先生关心着支撑大馆的诸多细节。“功勋坦克能不能运进来？”记者来到苏东海家中采访时，他拿起报纸上登出的新闻照片，琢磨的是承重结构。苏东海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做过地下工作，参加过抗美援朝，转业后成为新中国博物馆事业首批研究员之一，曾担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部主任，现为国家博物馆学术委员会成员。
在他看来，国家博物馆及其前身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在过去几十年里也走着一条逐步放宽和扩大的发展道路。
革命博物馆的展陈思路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党史为主体；第二个阶段，扩大到以革命史为主体；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改革时，以政治为主线，增加了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的内容，提出了以宽泛的主题划分历史的“自然段”——“近代中国，现代中国，当代中国”，一些历史原因造成的倾斜也被扶正。“比如在《复兴之路》里看到的对抗日战争时正面战场歼敌数量的陈述，并不是第一次，早在革命博物馆里就已经这么写了。”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也是这样。原先的主题是牢牢扣住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改革开放后，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就以王朝体系为主线。现在又打破了，是以大体上的历史时段为主线，如以春秋战国、中国一统等为节点。”苏东海说，哪些是禀承，哪些是改进，都会一一体现在“古代中国”的展陈体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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