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鲁虹
我与《画廊》杂志的缘分起于我与杨小彦的关系。不过，虽然我与杨小彦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认识了，但真正与他成为很好的朋友，并建立密切的业务关系却是在1993年。在这一年，他被任命为岭南美术出版社的副社长，而我也正在为究竟调往深圳，还是留在武汉而困惑、犹豫。记得当时黄专、杨小彦与很多朋友都劝我到南方去。他们说，一方面大家可以一起去干些事；另一方面，还可以一起玩。有一天晚上，杨小彦在陪我逛街时，告诉我，现在不光是出版社有好多书计划要出，而且“白马”公司的韩子定也在请他出书，他真诚地希望我一定要过来。他还说，南方的经济比内地发展要快，说不定过些年大家都可以买小车开了。说真的，我对未来要买小车的事一点没相信，认为那不过是令人开心的话而已。但是对到南方来，能与朋友们一起干事，倒是挺认可的。后来，我终于铁了心举家南迁。可以说，到了深圳后，我是“一仆二主”：一是要干馆里的事，二是要帮杨小彦干事。在一定程度上，为后者做的事要多于前者。这当中包括筹划《画廊》杂志的改版与出书；从事《新中国美术史》的写作；编辑《图说新中国法律丛书》等等。这也使我常常要到广州去。因《画廊》杂志的编辑约稿时要求我写点与这个杂志有关的事，所以，我在这里只谈一下策划《画廊》杂志改版与参与前几期刊物编辑的事。
许多过来人都记得，在90年代初，前卫界曾经十分活跃的刊物，如《美术思潮》、《美术报》、《画家》都停了刊。而《江苏画刊》、《美术》也远没80年中后期活跃。杨小彦与黄专都希望能改变《画廊》杂志此前的学术定位，填补这个空缺，进而起到重要的作用。此后，为筹划《画廊》杂志的改版，杨小彦召集我们碰了好多次头，有时在茶馆，有时在办公室……在这些碰头会上，黄专特别活跃，从刊物的定向到栏目的设计，他出了很多好的点子，如增加“艺术家工作室报告”、“画家手记”与“潮流辨析”等专栏等等。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些想法是非常好的。改版后的前几期《画廊》杂志——即1994年第3期、4期与1995年第1期，分别由杨小彦、黄专与我任责编。往后，就由黄专主要负责了。由于《画廊》杂志定位明确，刊物办得也很好，所以改版后的《画廊》杂志很快受到前卫艺术家与理论家的重视。可惜的是，在出现了一些难以说清的原因后，杨小彦举家到了加拿大，而我与《画廊》杂志的缘份就此也中断了。至于在《画廊》杂志于新世纪后重新改回90年代初的学术定位，我又与其产生新的缘分，那就是后来的事了。
现在回想起来，从筹办新《画廊》杂志到办新《画廊》杂志的日子，是我人生最愉快的阶段。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我与黄专、杨小彦，还有其他朋友经常在一起，或喝茶、或聊天——既涉及工作，也涉及美术界的情况，总之，时间过得特别快，人也特充实。这些朋友的博学、厚道、智慧，总让我感到与他们交朋友实在是人生的幸事。往后，大家各忙各的，似乎很难回到当初的情境了，真是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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