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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包括古代文学家中，恐怕鲁迅是故居最多的一位吧。除北京以外，在绍兴、上海、广州、厦门，甚至在日本仙台都有鲁迅故居向游人开放。
毕竟，中国文人有很多，但鲁迅只有一个。
《阿Q正传》发表90周年，梦想八道湾胡同举办一次诵读会
1919年，“五四运动”那年，鲁迅买房了。4500块大洋买下新街口地区八道湾胡同11号院——三进大院。刚好用了他15个月的工资（月薪300块大洋）。
在鲁迅买房的前一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管理员的月薪是8块大洋，已算是白领收入。当时一个像骆驼祥子一样的人力车夫月薪不过3块大洋。
八道湾胡同很是别致，它不像当初京城其他三千条胡同那样大多是直通通的，所谓“胡同赶猪——直来直去。”拧麻花似的、八个弯弯的胡同恐怕绝无仅有。可惜已经拆得差不多了。
八道湾胡同的西口是赵登禹路，南口靠近新街口南大街。我怀揣一本厚厚的《鲁迅全集》，寒风瑟瑟中在一片已荡平的院落的瓦砾之间游荡徘徊，寻觅鲁迅在京的第二处故居——11号院，那样子一定很像唐·吉诃德。
一位外地务工大姐告慰我说：
“鲁迅故居，对，是11号院，没拆。据说是政府不让拆，保留下来了。前面，再走不远就是。”
鲁迅和他的母亲、妻子、两个弟弟等一大家人同住的11号院，已然在孤单单地屹立。可想而知，要不是内心笃定，要在北京扎根，做长久居民，鲁迅怎会变卖绍兴祖产，从千里之外将众多亲眷一并接至胡同中安家？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对这座城市无言的感情。
院门显得狭小，走进院去，空间亦不大，被搭建的小棚子和堆积的杂物所占据。在鲁迅友人钱玄同眼中“像学校操场那样大的空地”已成虚幻，而鲁迅买大院子原只为侄子等孩子们能有玩耍的好地方。这时的鲁迅可再不是“猛将”和“斗士”了，只是个好长兄、好伯伯。
顺便提及，鲁迅虽然在母亲包办的婚姻中没有幸福，却忍辱负重地说：“（妻子朱安）是我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要好好待她。”尽管夫妻分居，却仍以礼相待。这又是鲁迅在其“硬骨头精神”以外至柔至顺、温和体贴的一面，为常人所忽略。
当初，鲁迅和母亲、妻子住在前院，弟弟周作人和日本籍妻子住在后院。胡适、蔡元培、郁达夫、沈尹默等文化名流常到此做客，而在《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的邀约下，院子主人写出了描写心灵扭曲、精神残疾、意志堕落的国民性的、震惊华夏、影响也波及世界的小说《阿Q正传》（1921年12月4日，开始在《晨报副刊》连载）。
所谓波及世界，指小说被翻译成俄、英、法、德、日、意等多国文字，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赞誉“其文学技巧之高超与思想之深刻在于读到第二遍时仍然令人感觉其魅力诱人”。
今年，正逢《阿Q正传》发表90周年，中国人的精神较之闭塞、孱弱、萎靡的清末民初时代有大改观，但鲁迅倡导的“立人”的主张以及所推崇的具有坚强意志、真诚品性与超凡能力的“自大的个人”（而非自大的群体）的观点依然显得有点超前。
望着鲁迅曾住了4年零7个月（1919年12月至1923年8月）的11号院破旧的房舍，想着他再过百年也不会陈旧的新锐思想，觉得有必要在这里举办一场《阿Q正传》诵读会。正这样胡思乱想，撞上也来这里寻找鲁迅的一对头发花白的老人。
女士说：
“我30年前住八道湾，离11号院不远，却不知是鲁迅故居。前不久从报纸上看到文章，才知这里要拆迁，就赶快来看看家，看看鲁迅故居。”
男士则慨叹：
“都是来怀旧的。现在的年轻人还在乎鲁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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