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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济元：不是，（刚开始）不是这样的，他们逃到上海做生意，后来我在那读书。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就是朋友，相隔多年之后（又见面了）。再次相会很好的啊，很快乐的。
张公者：您到上海一开始并没有和他们一起住。
晏济元：对。是这样的，我在上海要租房子啊，租别人的房子住，因为上海人跟四川人的习惯很不同的。这里租的房子住一个月，处不下来，又换到另外一个地方租房子，处不下去又换另外一个地方。他见到我的时候，就跟我说：这一个月你在这里，下个月你又在那里，每次见你都在不同的地方，你天天都在搬家啊？干脆你在我这儿住算了，我这是空的，我说那好，就在他那住了一些时间，是这样子的。我也晓得搬家不好啊。
张公者：每个月交5元房租？那个房子也是他们租的？
晏济元：对，对。
张公者：张大千那时在上海卖画。
晏济元：张大千那时候环境不是很好，卖画都有一定限制，他也做假画卖。他一边画自己的作品，一方面也做假画。
张公者：张大千做的假画骗过黄宾虹。
晏济元：他做假画，做过石涛的，还是我给他题的字。
张公者：您仿石涛款很像。黄宾虹没有看出来。
晏济元：黄宾虹自己的假画都看不出来，很多都是假的。
张公者：黄宾虹在故宫做鉴定，当年鉴定记录现在还保存着。陈佩秋先生说黄先生把有些画都鉴定成假的。
晏济元：当时他编《神州国光集》，很多都是假画。
张公者：张大千当时在上海的状况也一般。听说家里来了客人没钱请吃饭，把自己的衣服当了买菜招待客人。
晏济元：不是，有一次来了几个客人拜访张大千，一谈二谈，就到了吃饭时候了，要吃饭了，张大千不好意思，没有钱，把穿的皮毛脱下来拿去当，买菜回来吃，是这样的。他的那个朋友是重庆人，是食客。
张公者：张大千一直豪气、挥金如土。
晏济元：有钱就是挥金如土，没钱的时候吃什么？
张公者：溥心畬也是这样，听说家里来客人，他叫家人去割肉招待客人，实际他家什么都没有。“南张北溥”后来都到了台湾。但是溥心畬的晚年惨淡一些。
晏济元：在北京的时候，他们溥家有七八个都会书画，都画得好。启功是他们弟兄的侄孙，也画得不错。
张公者：启先生是雍正帝那一脉的。
晏济元：最好的还是溥心畬。
张公者：您也是在上海时认识的谢玉岑。
晏济元：他跟张大千是很好的朋友。 张公者：张大千和谢稚柳也很好的。
晏济元：那个说不上，他（谢稚柳）后来当过几天记者，鉴定还是不行。他哥哥（谢玉岑）是钱名山的的女婿。
张公者：钱名山也是谢玉岑的老师，可惜谢玉岑英年早逝。张大千经常向谢玉岑请教。后来张善孖、张大千住在苏州，您去他家里玩。
晏济元：他家在苏州。他住在网狮园那里，我住在上海嘛，就到他家里去耍了。
张公者：那时候他家里养着虎？
晏济元：对，张善孖养了老虎。
张公者：后来张善孖、张大千也鼓动您到日本去了。
晏济元：对，那个期间日本人对中国友好，如果要到日本去很欢迎，只要你买船票都可以来，不要护照，什么都不要。我就到日本去了，我一个人到日本去。
张公者：一直到“卢沟桥事变”才想回国。
晏济元：我在日本待了5年，四到五年时间。“卢沟桥事变”后我待不下去了，各方面朋友也断绝了，学校一个老师（加藤）比较好，他跟我保证让我逃出去，帮我逃出日本。
张公者：坐船到的天津。
晏济元：在船上碰到郭沫若。
张公者：在日本时跟郭沫若交往很多？
晏济元：常碰面，留学生每个星期开会都会碰面。是留学生会嘛，留日学生开同学会。
张公者：讨论什么问题呢？
晏济元：什么问题都提，学术研究嘛。他（郭沫若）是学新闻的，他要讲古典文学，书画各方面，他字也写得好。
张公者：讨论时势政治吗？
晏济元：我们很少提政治，都是讲艺术，新闻啊，写小说啊这些。就这些内容。不谈政治问题，因为日本鬼子可能也在里面，你一提到，你就走不了了。你只要一下课，马上后面就跟上来了，你就脱不了手那就麻烦了。
张公者：从日本回来就住在张大千家里，那时他在北京。
晏济元：对。张大千来接我到他家那边去，就住在他家里，住了几个月嘛。
张公者：听说后来有人送聘书要请张大千去学校做老师，您觉得张大千在沦陷区做老师会毁坏他的气节，要他不要去，并商议逃走。
晏济元：那已经是沦陷区，逃到颐和园里画画，因为在家里的话，天天都有日本人来（监视）。后来在水榭（中山公园）搞展览卖画，把我和两个孩子的旅费筹备好，我就先走，我把小孩和收藏带走，大概一个月左右他赶到了重庆，又在重庆会合，后来又到 成都来。
张公者：回重庆途中你们坐的火车曾遭到日本飞机轰炸？
晏济元：是，一个“人字桥”，那是法国一个女工程师设计的。把桥炸了，刚刚过那个桥的时候，火车后半截炸掉了，我逃命逃掉了。
张公者：您当时坐在靠近火车头的车厢。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晏济元：应该死的时候有十几次了，但是最后都逃脱了。
张公者：回来后，您和张大千一起搞抗日募捐展。是您亲自到夹江监制出“大千纸”？
晏济元：我在成都，我们一起去青城山，我亲自到夹江去做的，在石子青纸坊。
张公者：和张大千在青城山遇见了孙中山的秘书。
晏济元：刘禹生。
张公者：您的夫人是刘先生给介绍的。
晏济元：嗯，对的。是刘禹生介绍的，
张公者：您们结婚时是于右任做的证婚人。跟于右任在什么时候认识的？
晏济元：在上海嘛。
张公者：你觉得于右任的诗词书法如何？
晏济元：他诗词写得好，书法是（学）六朝人。魏碑。后来写草书。
张公者：于右任晚年写“标准草书”。
晏济元：对。
张公者：您与谢无量、何香凝很熟悉。
晏济元：都是老朋友了。在重庆见过，解放过后见面的时候就多了，在香港也见过。谢无量在澳门的时候，还去赌过钱。谢无量去赌钱的时候，穿的很华丽，一个女人坐在他腿上，他（钱）输光了，他觉得无所谓，很有趣的。
张公者：您与何香凝合作作品参加上海抗日募捐展。
晏济元：在上海的时候，抗日救国，跟她合作画画，她从南洋回来过后。
张公者：和陈子庄交往多吗？
晏济元：他是“袍哥大爷”（“袍哥会”是清末民国时四川的民间帮会），他也喜欢书画，他画得也很不错。他对我很尊重，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喜欢我的书画，我不喜欢他的书画。两个人有距离，个人的本事有距离。他在社会上是一个很讲义气的朋友，社会活动能力很强。与他就是书画方面的交往，其他方面没有交往。
张公者：从日本回来一直到解放，您一直以卖画为生。
晏济元：当时从日本回来后，我又不是国民党这个关系，就画点画，卖点扇子，所以很贫苦。
张公者：1957年您被打成“右派”。
晏济元：我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一个厂里面当工程师，那个工厂没有一个技术人员，就是我一个人，什么事情都是我。后来我病了，我家里面又没有钱，我有一个外侄，他在国务院，后来我才能到北京去医病。
张公者：1964年经郭沫若、谢无量等的推荐，您在北京政协礼堂搞过一次展览。
晏济元：在北京医病，好了之后到庐山去写生。是刘少奇的秘书陈忠仁邀请，有傅抱石，还有一个有名的，名字我忘了（仇鳌），后来回来病好了一点了。
张公者：应郭沫若之邀，您给毛主席（毛泽东）画画祝寿？
晏济元：当时从庐山下来的时候，郭沫若找我画画给毛主席。
张公者：毛主席七十大寿。
晏济元：我说我没有什么礼送，他（郭沫若）说那就画画，我就画了一张寿长松，有一个太阳（《红日青松》）。我自己亲自送到中南海的。
张公者：您在画上题了“光佩四表，万寿无疆”？
晏济元：对，他们看到了，感觉这还可以，最后还说这个不是一般人能题出来的，老百姓没有哪个题得出来这个话。毛主席看到这个画，心里头很乐意，他看到心里安逸。礼品都没有收，就收了这张画。
张公者：听说后来毛主席办公室问您有没有什么要求？
晏济元：没有。
张公者：您什么要求都没有？
晏济元：没有要求。
张公者：为什么？
晏济元：这个事情（是）应该做的嘛。
张公者：您当时的生活状况一般。
晏济元：金钱我是看不起的。
张公者：您说过：从小读“四书五经”，但《三字经》第一个字您不认识。
晏济元：《三字经》开头是“人之初”，我认字（“人”）就认不到，我根本就没有人际关系，我没有朋友，没有朋友帮忙，所以不认识。
张公者：张大千是您朋友啊。
晏济元：社会上没有朋友，画都卖不出去，所以不认识（“人”）。
张公者：现在好多人要买的画。您已经108岁了，是神仙了。
晏济元：虚度岁月，一事无成啊。
张公者：在今天，您108岁时，面对社会、面对他人、面对人生，您会说些什么？
晏济元：我感谢现在这个社会，现在是改革开放，现在社会是盛世了。可是我觉得自己不行，没有学问，没有本事，一事无成，画也画不好，诗也做不成，感觉到自己很惭愧。
张公者：您现在还刻章？！
晏济元：嗯，我还刻。
张公者：您的用印除了自己刻的就是方介堪给您刻的，张大千也用方介堪刻的印。
晏济元：对。
张公者：为何要回到成都来住？
晏济元：我现在“无家可归”，我到处住住。
张公者：喜欢成都？
晏济元：以前读书是在成都，对成都比较熟悉。
张公者：这个《寿》字大印是您自己刻的（指宴老所刻印章）。
晏济元：都是我刻的，我家里的都是我自己刻的。现在我用的都是我自己刻的。
张公者：您怎样看张大千的画？
晏济元：传统的只有张大千，除了张大千没有第二个。
张公者：在风格和创新方面呢？
晏济元：没有第二个人了，只有他了，尤其是现在，虽然说传统大家不谈了，大家反传统了，现在。我听到说是北京还有这种“歪风邪气”，要反传统，现在要创新了，现在要创新走追求的路，我看这个危险了。世界上哪个民族不崇拜传统嘛。要符合传统，怎么反嘛，除非弑父母。
张公者：您家里养着兰草，喜欢兰草？
晏济元：对，我喜欢兰草。我做资料，学艺术要讲究写生嘛，不是空洞地画画。
张公者：你觉得写生对中国画很重要吗？
晏济元：这是最基本的最起码的。现在很多画画的，看到别人的稿子，跟别人学（画），不行。你画画，你不写生就画不出来，写山画山，写花画花。
张公者：听说您喜欢大块大块地吃肥肉？
晏济元：前几年可以吃，现在什么都不能吃了，不能吃油（胆结石）。
张公者：您曾经卧床8年。
晏济元：从北京回来上车的时候，就路过长安街，车子被撞了，撞得厉害，我瘫痪了，回到重庆，就在家里，接回家里就躺了8年，后来，我夫人把我救了过来，之后好了。
张公者：您夫人是重庆人。
晏济元：她是个穷人，没有父母，是一个孤儿。她是一个苦学生，依靠老师（帮助）在学校毕业了，后来在银行里面当职员，是这样的。
张公者：您在生病期间，夫人给您做针灸，她是医生吗？
晏济元：她不是医生，她是银行职员，后来教育方面需要人，她就改去教书，她学生物的。
张公者：您的夫人不是医生，可是她治好您的病。
晏济元：因为没有钱，靠她的那些工作的钱，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卖了，我的书，当时我还有书，不少，起码有十个柜子的书都卖完了，得二百个铜板，都卖完了。当时还卖了张大千的两幅画，卖了几十块钱，卖了两张。
张公者：您被打成“右派”，病了又没钱治病，变卖家里财产，夫人没有埋怨过？
晏济元：那个时候就全靠她的收入了。我自己感觉很惭愧，自己生了病，夫人把我医好了，好了过后还是不行，又认不到人，又没有本事，又没有钱，又没有工作。她之后也病了，八十多岁就病死了。我就很惭愧自己一事无成，对自己夫人一点都没有搭救到，她把我救活了，我没有把她救到，感觉很惭愧。
张公者：听说您是因为单位要完成“右派”指标才被打成“右派”的，有没有怪过把你打成“右派”的人？
晏济元：我怪哪个啊？那个时候是“反右”时期，不管你有罪无罪，打到“右派”是你运气不好嘛。我被打成“右派”我怪哪个呢？我当了8个月的“右派”，在厂里面去当工程师、劳动的工人，我熬了30个通夜没有睡觉，不休息，赶技术，为厂里面做新的东西，最后累得不行了，倒下来了。我让他们感受机械化，最后说我有功，就把“右派”的帽子摘了，所以只当了8个月的“右派”。我并不怨恨，我无所谓，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有什么稀奇的，就跟走在路上遇上一点意外一样，不怨恨谁。我就像演戏一样，当几天“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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