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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曾就读湖北美院，但美院同我母校华中师大同出中原大学，两校实为兄弟。校友可分为公证校友和事实校友，相对于嫡亲的美院师生，我属于后者。多年来我交往的湖美三代人物，数以百计，比公证校友投入的时间还多，因而校庆组委会约稿，我欣然命笔，回忆往事，遵循不为尊者讳的原则，侧重记录细节，包括无伤大雅的逸事，以补正史之缺。
1978年，我参加方湘侠策划的美术创作班，班上的名家是尚扬。大家围着尚扬看他画画，指望他火速弄出一幅杰作，他就是画不出来。创作如同大小便，是隐秘的个人行为，他人在场就别扭。尚扬叹着气画了一笔，便不断用画刀干刮画布，直到把大家刮走为止。1993年应水天中之约，我写了《尚扬索隐》一文，记录尚扬的经历和故事。水天中来信说，这文章应当在风清月朗之际饮茶细读。发表后广美李正天特地打来电话，说是写得最自然的一篇画家评论。尚扬调华南师大之际，我敲开尚宅索画，申明不要纸本也不要大画，只准拒绝五次。尚扬摆出二十多幅，那都是他的宝贝。我挑了很喜欢的一件，尚扬不好意思地说：“这幅还是放在我这里吧？”我断定他不会拒绝了，便挑了最喜欢的一幅。画面是带图案味的陕北窑洞，尚扬从具象风景到平面风景彻底转换的代表作。他最早的一批平面化油画，均出自这个窑洞，因而其价值同《大风景》相当。尚扬笑了：“这幅最好啊。”由于藏在我家，至今竟然未曾发表。十多年后，画价暴涨，我把画送到魏光庆处，托他完璧归赵。尚扬不收，傅中望说：那就送给湖北美术馆吧。
美术创作班散伙之际，地县作者向尚扬要求去观看唐小禾、程犁的画。他俩住一个有悬空地板的老宅，房子典雅洋气。程犁是有气质有品味的女士，对一群不速之客翻看自己的习作，感到无奈，边翻边说画得不好。我推测在她的心目中，作品见人如同美女出门，必须打扮一番，诸如装框、上墙、采光之类，随便翻看，有失斯文。唐小禾在省画院执政，厌烦行政事务。1984年，中国美协在济南开会，返回途中，大家让我看手相算命。唐小禾不信这方术，由于闲得无聊，便说你也给我看看，将来是画画还是当官？我说：如果当官，中国会多一个可有可无的厅级官员，少一个杰出画家。他正色说，我回去把辞职报告再交上去。
1982年，我应邀参加何溶、周韶华、沈鹏组织的神农架美术理论会，湖北与会者还有鲁慕迅、陈方既、皮道坚和金中群。周韶华和鲁慕迅曾就读中原大学美术系，那是湖美的前身。此前，周韶华到何溶家作客，何溶向他推荐我的文稿，他便决定调我。1984年我从宜城调到美协，周公让我办刊。我问办什么样刊物，他说由你自己决定。1985年创办《美术思潮》，他让我这个无名小卒当主编，自己当副主编。这在中国当时以致当今的官办刊物中，绝无仅有。仅此两件事，史家就应当为他树碑立传。周韶华一旦信任一个人，就撒手让他去折腾，只要你不主动征求意见，他决不亲自过问。这是一种帅才风度和“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管理方式，使得双方都感到轻松自在。
1986年，皮道坚挂名副主编，我同他的交往变得频繁。他写文章认真，铺开稿纸，写完一句默念一遍，写完第二句，再从第一句念起，不断展开不断回顾，周而复始。皮道坚是中国美术理论界为数不多的国嘴之一，演讲富有感染力；他又是20世纪的美男子，身高与长相酷似孙中山，常有台湾蓝营美女挽着他合影。由于“出身不好”，他从小在压抑的环境中长大，处世谨慎，性情含蓄。在湖美攻读研究生时，同学有尚扬、刘一原、李泽霖。皮道坚为尚扬写的评论，受到美术界的关注。后来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美术研究丛书，他最晚交稿，无非是让收录有评论尚扬的文集延期出版，以免好事者横生联想。
阮璞是皮道坚的导师，毕生不屑于报刊杂志上的东西，贬称为报馆文章。曾有湖北考生报考央美史论系，考官很惊讶：怎么不报阮璞？阮璞的国学功底在同代人中首屈一指，行文锐利而待人和气，不论大小，一律称同志。1992年卢辅圣主持董其昌研讨会，上海才子徐建融抓住古籍版本的真伪问题向刘纲纪发难。深夜，阮璞在宾馆过道勾腰疾走，边走边打招呼“彭德同志”，我问：“阮老师，这么晚还出去？”他沙哑着嗓子说：“纲纪同志要版本证据。”1999年我负责编辑《湖北美术五十年》，由李江涛和娄宇执笔。李江涛拟订为我们几位少壮派人士立传，我说不必，只写阮璞和刘纲纪。
黄专是皮道坚的学弟，文风犀利。十几年前他的代表作《谁来赞助历史》，至今仍然有人议论。黄专治学严谨，写论文无一字无出处，编辑报馆文章则流于粗心，二校的清样仍然错误百出。黄专平时我行我素，关键时刻不忘韬晦。《美术思潮》终刊号没有黄专的简介和照片，不是编辑的疏忽，而是他本人坚持不提供。原来正值毕业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中有人对这本刊物的激进倾向颇有微词。黄专不爱求人，不爱欠账，不拜孔方兄，同大家上餐馆总是抢先掏钱。九年前黄专大病，医疗费极高，众人竞相捐助。王广义专程赴穗，留下五万元。黄专听熟人议论讨厌的人与事，总是立马用武汉口头禅“个××”表示谴责。
李松在湖北美院毕业后参与编辑《美术思潮》。他的名字在刊物上出现，人们以为《美术》副主编李松投身新潮美术，不得不改名李凇。李凇长期怀才不遇，只能闭门读书，反而成全了他在学术的造诣，成了汉唐宗教美术研究的顶尖人物。后来北京大学向他发出商调函，西安美院坚决不放。李凇不急不躁不吵不闹，每天拎个板凳坐在院长办公室门口假装看书，以求接见，上班即来，下班则去，日复一日，形成一道路人皆知的风景，让院长无法办公。有人说他搞静坐，李凇说是在上班查阅资料，至于坐在哪里查阅，教育部没有规定。院长见他总是笑脸相对，拗他不过，只能签字放人。李凇的做法可纳入三十六计的计外计，在人事调动比较艰难的地方大力推广。
鲁虹同我编辑《美术思潮》，从未发生冲突，即使四眼睁圆，总有一方退让。他当编辑，既能出点子，又能判断点子的好坏并将好点子变成事实。后来创办《美术文献》，贺飞白主张我担任终身主编，我说编辑思想和体例一旦确定，谁当主编无所谓。结果是我编第一辑，鲁虹编第二辑。第二辑卖相更好，再版了两次。多年后刘明接手总编，办得有生有色，拯救了这本摇摇欲坠的刊物。鲁虹不擅藏话，每每让隐私变成传闻，家事变成公事。比如当年他找女友，尽管自己先有定见，也要向各地友人逐一打电话详细征求意见后再作正式决定。好处是万一找错了，责任分摊。鲁虹的同学，我熟悉的有李全武、徐勇民、吕唯唯、曹小强。鲁虹同四条汉子相比，论画画没有李全武、徐勇民获全国美展金奖的经历，论社交不如吕唯唯，论变通不敌曹小强。曹小强改名巴特尔，确立其蒙族血统，投身影视，成了著名导演。不过鲁虹的理论成就远在四人之上，著作成堆，是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界广受关注的人物。
唐小禾物色接班人，曾问我徐勇民和周向林哪个合适。我说徐勇民适合当院长，周向林适合当画家。周向林的《红色机器》是杰作，如果当官就没有时间画画，太可惜。徐勇民内秀，体格厚重，鼻形丰满，自古被视为官相。徐勇民在社交场合的身份，似乎总是听众。我陪他到终南山下小住，几乎都是我在说话。他说话是低平音，清如淡茶，同他寓抽象于具象的水墨画近作给人打烙印的效果相比，全然不同。
自从皮道坚、鲁虹、黄专、陈池瑜、曾春华等人离开湖北，湖美理论人才顿显稀缺，外地知道的惟有沈伟。沈伟能画能写能说，加上教学、编辑和策展，对外是三头六臂，对己是五马分尸。沈伟同我一道策划《两湖潮流展》，展览选人与资料集选材，问题很多，厚此薄彼，引起非议，都是我撒手不管的错，也是沈伟忙于出国的错。借此拉沈伟向大家表示歉意。
1986年举办“湖北青年美术节”，我得以认识刘明、肖丰、吴国全、黄雅莉等人。随后，湖北美院“部落·部落”群体成立，约我撰写评论。接触较多的群体成员，依次是魏光庆、李邦跃、杨国辛、方少华、陈绿寿、曹丹、郭正善、胡朝阳、董继宁等，后来认识了袁晓舫、石冲、石磊、曾梵志、马六明。二十多年来，我累计为湖美出身的画家撰写长短评论超过三十篇，集评十余篇。凭这个海内外第一的篇数，到了湖美第九代接班人，在我双目失明两手麻木弥留之际，会给我颁发色彩和手感俱佳的终身成就奖奖证。我已用正经的玩笑表示，以黄雅莉评论为封笔之作，不再为“校友”捧场，50年后领了奖证再写。
限于篇幅，只能记述几位有故事的人物了。魏光庆、袁晓舫、石冲都是黄石人。1993年，魏光庆请我写画评，取名《〈色情误〉注疏》，总计一万字，直接评论魏光庆作品的部分只有几百字，以致他要求增加篇幅，其实写多了反而失去读者。本文打印后，正值“批评家提名展”16位批评家在京开会，传阅了一圈，易英说写得有意思，拿回去连夜输进了他的电脑。魏光庆一度北漂，如果坚持至今，在世俗的层面肯定比现在辉煌。袁晓舫的不少作品都值得推介，然而外地活动却少见他的身影。这首先在于袁晓舫谦让不争，身在体制，居然把职称证撕了。功名不垂青谦让的人，始终是副教授的刘一原也是如此。其次在于呆在武汉，疏于游走，这是当代艺术家处世方式的大忌。再次是他的眼神如同阮籍，给陌生人印象是高傲。早年如果在社交场合坚持戴墨镜，艺术穿透面会大增。
石冲在武汉时画大幅作品，全身心投入，每幅耗时都在半年以上。画价猛涨后，石冲带我去看他在北京闹市的画室，地点位于陈丹青住宅对街的豪华小区，售价比陈宅贵出将近二百万，装修讲究。我说好画室画不出好画，石冲说那不一定。石冲近年来作品数量减少，我推测一是画室太好，二是闲钱太多而移情别恋，热衷收藏瓷器。十多年前，石冲看到一幅我画得不像样的油画，表示卖不出去就签他的名。我给石冲写的一篇画评名叫《石冲集解》，同《尚扬索隐》、《色情误注疏》是刻意构思的姊妹篇。其中，索隐、注疏、集解，同为解释中国经史著作的专用名词。石冲涉足官窑瓷器，用功颇深，眼力可同故宫专家抗衡。我问精于鉴赏的刘明：石冲如何？刘明说还行，但会看走眼。我问石冲：刘明如何？石冲说还行，但只玩民窑器物。
曾梵志十年前出画册，约我给他写画评，由于引经据典，我嘱咐不必翻译，因为找不到英文与古文俱佳者。曾梵志尊重这个意见，一字不翻。2002年我同李小山策划主持“首届中国艺术三年展”，投资人想购藏曾梵志作品，出价2万。小山让我打电话，梵志说是开玩笑，旋即改口说：彭老师，看在你的份上，我不要钱，送一幅。表示白送一幅的还有方少华、舒群、常青。此事我后悔至今，人们会很自然地怀疑我从中谋利。本文撰写之际，我应邀参加曾梵志上海个展开幕式，有人惊讶地问：“咦，你不是从不参加开幕式吗？”我说是来还人情的呢。曾梵志在北京请刘明、萧正和我吃饭，我邀朱青生同席。聊了几小时，谈到赞助，我说朱青生正在北京大学筹办现代艺术文献库，只是缺钱，曾梵志当即表示愿意赞助。
楚材晋用的传统，正看是人材辐射，反看是人材流失。人材为什么流失，需要检讨。包括武汉在内的内地人心理，生怕他人出头，自己也不敢出头，谁出头就踹谁；幸福与不幸总是通过攀比来体现，由此搞得彼此都很累，很狭隘，很低级。相比深广京沪只管提升自己而不妒他人的观念，落后了一个时代。武汉人材南下北漂，盖出于此。作为人材辐射，相比川美和央美，散布在外地的湖北佬还不是太多，同九头鸟的名声不符。公办大学的弊端在于任何教学思想都会被僵化的人事制度消解，除了少数主管者，所有的人都不承担学校生死荣辱的责任，该做事的不做事，想做事的进不来。这种鬼都知道的弊端却无法根治，只能等到国家不管而自行破产。当然也有改良的方法，比如川美理论实力并不雄厚，但不断邀请各地学者授课，形成学术氛围，影响覆盖了半个中国。
（本文节选自《湖北美院九十周年校庆学术论坛文论集》。文章因飞机两度延误无所事事时撰写，一次在深圳，一次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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