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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更复杂，绘画太矫情
尹：其实从毛泽东时代以来就已经这样了。你知道，那个10年等于什么都没有，然后他们能一下子进入附中读书。附中其实很难考的，按现在的概念，进了附中就已经差不多算半个画家了，你能从美院毕业就已经是大师了。我记得以前一年只招四个本科生，比博士生还少呢，那四个一看就是全国最棒的学生了，就是这种概念。现在有一些已经成功的画家，讲起以前的事说当年不敢考美院，其实不是说他考试没考过，而是真的不敢考，没有这个胆量。
刘：就是那种氛围。附中的孩子连美院都瞧不上，哪还能瞧得上美院外的人。它这种骄傲的氛围，就产生了一种对艺术、对生活的判断。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自己这么画很自然，看别人画的画，要么就觉得太做作，要么就觉得太矫情。一夸张就做作，一收敛就矫情，所以一定要找到一条很坦然的路。
Hi：你最早什么时候有这种想法的？
刘：很早。从上附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寻找这样一条道路了。比如如果在课上画写实的模特，那课下就会画很狂野的东西来弥补自己内心的欲望。但狂野的画多了又会觉得不自然，太夸张，课上又变得压抑了，就这样反复循环、反复寻找。
Hi：你觉得大约在什么时候开始有点找到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了？
刘：应该是在大学马上要毕业的时候，当时画完了毕业创作，有两个月没事可做。然后我就画了一个智障的人，站在窗前，旁边还有一个女孩，但这张画我现在已经找不着了，不知道跑哪去了，可能让我给毁了。毕业创作的目的性太强，无形中有一定的压力，但这个没有。画完这张之后，我突然觉得画画可以很随意，可以画房间中的人，也可以画窗外的风景。如果依过去的模式来讲，不管是叙事的绘画还是不叙事的绘画，都要讲求内在的协调，叙事的绘画还要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去画。但是画完这张后，我突然眼前一亮，觉得可以乱叙事，可以不搭界。按照道理来讲，这个智障的人身边应该配一个护士，但是我当时画了一个很浪的女人，都是很不搭界的东西。
Hi：这些想法是从文学中过来的吧？
刘：我觉得来源于对生活的判断，绘画不应该那么严肃。
Hi：生活更复杂，而过去的学院绘画可能太
刘：太矫情、太文弱、太装丫挺。画这张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坦然，然后毕业后就按照这种方式画了《休息》那张，很快就画完了。
有一个高点顶着你的眼睛
Hi：是借着照片的吗？
刘：就写生。
Hi：所以《休息》看上去特别生动。
刘：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那么迷恋写生。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塞尚书简全集》，他刚好说到了这点，为什么画家喜欢写生。他说当你面对自然画画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是一个橙子、一个苹果还是一个肖像，都会有一个高点顶着你的眼睛，这一点我觉得说的太好了。对着照片的时候，我们发现不了一个高点，可是当我们真正面对自然的时候，确实有一个高点顶着我们的眼睛，刺激我们的生理，所以画家才会去画这个东西，然后画出来的东西才会更鲜活，更有表现力。
Hi：尹先生，你在看刘小东的作品时会有这种联想吗？
尹：我们只看呈现的结果，有点隔行如隔山的感觉。
Hi：那在你看来，刘小东这种比较新的画法在当时有什么价值呢？
尹：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说，整个毛泽东时代的艺术是有内容的，这个内容可能是国家历史、可能是民族历史，也可能是革命历程。到后来，吴冠中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把内容做空，使其高度空洞化，然后没有内容了，只有形式。当然他也做了很多文字工作来替自己辩解，比如形式美啊、抽象美啊等等。这在当时那个环境下是有其意义的，但发展到后来就造成一个恶果，艺术变得没有力量了。
Hi：单调了。
尹：是这个意思。形式出来了，我们该怎么填？填什么东西进去？艺术不可能什么都不表达，如果只剩下个形式，那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表达个东西出来。而如果再去填以前高度雷同化的集体生活，在当时已经完全没有价值了，考虑来，考虑去，那就只能填私人生活了么。这个私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恰恰是最不受重视，并且受到严格排斥的。
Hi：而这个恰恰是新生代艺术最重要的东西，对吗？
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它一下子从一个整体宏观的国家叙事，转变到了一个相对微观的个人叙事，然后把自己鸡零狗碎的生活都给表达出来了。其实在电影界也有这种转变，比如《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讲一帮小崽子是怎样长大的，这就是一种单纯的个人叙事。
Hi：这种叙事是从90年代开始才成为一种主要的创作样式的？
尹：对，而且是比较全面的。
Hi：在80年代没有？
尹：严格意义上讲没有。但是在王朔的一些矛盾体小说，比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中，还是能找到一些痕迹的。但是他的叙事模式，完全不像90年代的作品那么刺激，另外他那个性格，我感觉还是受到80年代甚至以前那种宏大叙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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