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丹青的《西藏组画》使中国文化界这条战船羞愧于继续迷失在政治海洋,开始靠岸,靠向生活之岸。从此,诗歌、文学、电影,当然包括美术创作,逐渐贴近日常生活,俗称“生活流”。我们用尽所有赞美之辞都不算过,虽然这一历史转变仅仅因为这个27岁小伙子的偶然之作,它从根基上结束了文革教条,开始放射那个时代最渴望放射的人性之光。
一年后丹青离开这条战船,独自浪迹纽约。但是战船无法忘记他,而且对他寄托更大的希望。丹青置之不理,也许他意识不到水手们对他的厚望的力量,这种力量也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1990年丹青不画西藏,不画“生活”了,他开始画眼前的鞋子、画册、书籍以及图片。他信奉库尔贝的箴言:“我只画我看见的事物。”但他没有画他眼前的美国人。他说“他们的生活有他们自己的画家去画,我画‘二手现实’,我画信息时代别人的观看——图片”。面对“二手现实”,他乐此不疲,完全不理会此岸的战船,象个自暴自弃的流浪者,而水手们开始说他的画不如从前啦,暗含着抱怨他并没有驰向更光明的国际海域。
2000年他回到这条战船,工艺美院给他留出港湾。他全力以赴,象个缺奶的孩子,全身心扑在教学上。几年下来,没画多少自己的画,却忽然发现自己用力过猛,完全不适合船上的规矩。他跳海了,甩开这条战船,口诛笔伐、著书立说,独自承担自己的力量。他横跨多个领域,针对时弊,口无遮拦,句句痛切。
画呢?他仍然画“二手现实”,画书。我问他“你的写作涉及多种社会问题,画画为什么没有这方面的体现呢?”他说:画画就是画画,就像一束花,一个苹果。
是啊,丹青真心爱绘画,在他的境界里,绘画永远在社会之上,在他个人利益之上,是形而上的。绘画拥有这份骄傲。
回国十年,他不参加我们普遍认为的重要展览,仅仅在回国那年由工艺美院的安排办过个展,类似单位聘用的汇报。此后几年只为了朋友参与几次展览,哪怕是在很小很小的空间。他依然像个无家可归的homeless,完全不顾个人得失。
丹青画画笔法细腻,长相儒雅俊朗,使我们常常忘记他是个仗义率真的顽童。他不屑集体的战船,他相信独自承担的力量,他相信绘画的尊严。我们也相信绘画的尊严,但这却使我们常常忽视丹青已经走的更远,他以更大的胸怀面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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