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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中国摄影家对于空间的关注从记忆等方面展开丰富的空间叙事，大大拓展空间的意义。把空间作为一种记忆的容器加以突出提示的，当数邵逸农、慕辰的《大礼堂》系列。他们的作品第一次明确地将中国现代史记忆与空间改造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我们从他们的作品发现，特定年代里出于政治需要对于空间的塑造与改造，无论是废弃不用还是出于其它目的的改造，都是一种以空间形式对于过去的否定，这其实也是对于过去政治加诸于空间的塑造的反弹，如今则反过来成为空间对于政治的一种反诉。
而荣荣、映里的《六里屯》，虽然也关涉记忆，但他们的视线却从公共空间拉回到私人空间里来。这部作品表现的是他们两人曾经生活过的空间，这个私人生活空间经过城市改造而成为过去，并埋藏了他们所共同经历的一段记忆。他们的拍摄行为也成为对过去生活的追怀，并将个人记忆与生活空间的变化以及社会变动连动，以个人感受与记忆提出对于当代现实的看法。空间的变化，成为他们思考生活与现实的出发点之一。
针孔摄影已经成为史国瑞摄影的标识。他照片中的城市空间成为了一种负像异托邦。本来充满了野心的城市空间，经过影像的反转，却成为了如同墓场一般的死寂，黑暗的影像将现实能量全部吸收并加以反转，沉重打击了人们的空间期待，也给出了理解与表现空间的全新的视角。
与北京的空间变化相比，上海的城市空间所发生的急剧变化，其剧烈程度并不亚于北京。鸟头小组(宋涛、季炜煜)的《新村》，表现了在当今的上海话语中受到故意排斥的工人新村。这种影像表现除了是一种对于“主流”上海话语的对抗之外，也是对于被排除的空间的对抗性的提示。而朱浩的持续已久的《上海默片》，则以日常中的异常为主要关注。他的空间凝视，让我们从对于空间细节的描绘所释放出来的诗意，感受空间本身的存在与呼吸。
此外，还有摄影家或艺术家或从想象空间着手(如翁奋)，或直视城乡交接处的郊外空间(如朱岩、齐鸿、田野等)，或深入与建构生活空间(如邢丹文、刘丽杰、赵利文等)，或揭示消费空间(如曾翰、常河)的秘密与存在，在摄影的空间言说上都有种种独特的表现，这里因篇幅关系只能割爱。
以上介绍尽管粗略，丰富多彩的实践与探索远远不止这些，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当代摄影的“空间转向”并不是突发性的，而是有其脉络可寻，是可以与当下的实践接续起来的。摄影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一种处理空间的视觉方式。作为以透视法原理建立起来的观看系统，摄影对于空间的这种幻觉塑造，进入20世纪一度被认为是一种保守的观看与再现世界的方式，因此出现了激进前卫的摄影蒙太奇的尝试，以打破疑似三维空间对于人类视觉的主导。不过，进入20世纪后期，摄影对于空间的认识与再现，经过前卫艺术的考验，再次来到以摄影本体的观看方式强调空间的存在与空间政治的时代。这个倾向可能以国外的一批摄影家的实践为最先，他们的观念、手法与风格各各不同，但为我们重新认识摄影的可能性带来了新的智力刺激。从最近的一些中国摄影家的实践看，当代摄影对于空间认识的变化，也已经不仅仅体现于以空间为考察对象，以空间变化为主题的层面上，更体现在与当代社会变迁的各种议题，如全球化、记忆、社会性别、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的深度结合，来展开对于现实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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