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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顾铮
“空间转向”的新探索
摄影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处理空间的视觉方式。作为以透视法原理建立起来的观看系统，摄影对于空间的这种幻觉塑造，进入20世纪一度被认为是一种保守的观看与再现世界的方式，因此出现了如激进前卫的摄影蒙太奇的尝试，以打破疑似三维空间对于人类视觉的主导。不过，进入20世纪后期，摄影对于空间的认识能力与再现能力，经过前卫艺术的考验，再次来到以摄影本体的观看方式强调空间的存在与空间政治的时代。这个倾向无论是在世界各国，还是在当今中国，都有丰富的探索事迹。从最近的一些事例看，当代摄影对于空间认识的变化，不仅仅体现于以空间为考察对象，以空间变化为主题，更体现在与当代社会变迁的各种议题，如全球化、记忆、社会性别、人与自然的关系、空间消费关系等方面结合起来展开思考的丰富实践中。
空间，已经成为当代摄影的重要关注点之一。在一些当代摄影实践中，空间不再是人的社会实践与活动的背景与陪衬，而是直接反映人的意志与具体的社会实践以及体现这种实践的具体后果的场所。在这些作品中，作为主题的空间成为空间叙述的主语，也作为空间实践的主角出现了。空间的叙事性、空间的符号性、空间的权力构造，空间的意识形态等等，通过空间本身而显现。然而，受制于传统的纪实报导摄影理念的影响与束缚，以往直接以空间为主题的实践为数甚少。当然，这也与空间本身在过去的中国并没有获得多大的关注有相当关系。但事实上，中国的社会变动，尤其是过去几十年来的变化，从来没有像通过空间本身的变化所表现得那样强烈。
当代中国所经历的三十年改革，不可避免地会给摄影家们观察社会变迁的眼光与手法带来影响并引起变化。这包括了这些年来摄影家与艺术家们如何关注空间，如何以摄影来呈现空间，并通过这种呈现来展示社会的变迁的各种探索。摄影如何观看社会的变化，如何展示通过空间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空间自身的变化，以及空间对于形塑人的社会观念起到了什么作用，都包含在他们的丰富实践中。中国摄影家与艺术家关注当代中国的空间以及空间变化，为当代摄影表现开创了一种新可能性。空间，成为了思考、反思当代社会变动的新的手段与视角。通过描述空间，他们也为摄影实践的自身发展开拓出一个新的空间，同时也确立了一种呈现社会实践的景象与景观的新的视觉体裁与新手法。
过去，空间只是如法国思想家亨利•勒菲弗(Henri Lefebvre)所说的，是“用于生产的空间”，是为生产、为生活而存在的场所，人们没有意识到空间本身具有生产剩余价值的可能性。但是，按照勒菲弗的观点，当代社会中的空间，已经从“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化为“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空间，成为了最大的社会生产与社会改造的实验室。围绕空间，人们展开争夺，上演了无数的活剧。显然，“空间的生产”既是一种新的社会变化，也是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而在今天的中国，对于空间的价值认识，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这种正在产生越来越深刻影响的重大变化，中国当代摄影也开始有所回应，出现了一种从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向关注人的生存空间的转变。对于这种变化，我愿意称之为当代摄影中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当代摄影的“空间转向”，既反映了当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变化，也反映了摄影对于现实关注的重心转移、观念变化与方法探索。中国当代摄影家与艺术家关注空间以及空间所发生的变化，为当代摄影表现开创了一种新可能性。
比如，曾力的摄影，就是“空间意识”很明确、体现“空间转向”很彻底的实践之一。曾力的《空间生产考察报告•北京》，以北京为个案，提出了一份将20世纪中国的“改天换地”的历史，从空间生产这个向度所给出的淋漓尽致的视觉报告。
在曾力的照片里，我们看到，经历多个朝代的北京，其不同的空间形态构成以及通过空间所呈现的社会构造、社会心态与权力构造各显风貌，也展现各个不同时代对于空间的不同认识与空间意志。而所有这一切，如今终于相互穿插、犬牙交错般地拥挤一起，济济一堂，构成了一个可能会令福柯叹为观止的超级“异托邦”景象。当代北京的空间形态，作为一个实在的、可见的异托邦，在曾力的摄影中获得了全面的展现。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他的《词与物》(1966年)一书中提出了“异托邦”(heterotopia)的概念。这是相对于没有真实场所的“乌托邦”这个概念而言。如他在1967年的《另类空间》一文中所具体指出的，“异托邦”是“一种的确实现了的乌托邦，在这些乌托邦中，真正的场所，所有能够在文化内部被找到的其它真正的场所是被表现出来的，有争议的，同时又是被颠倒的。”就他所说的异托邦的第三个特征，福柯说：“异托邦有权力将几个相互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地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地方。” 在各种不同的中文翻译中，heterotopia还被译成“异位移植”、“异质空间”等。不管怎么翻译，我想，历史的断裂与现实的无序可能是“异托邦”的一种实质所在。这个“异托邦”，在当今层出不穷，花样百出，呈现出一种世界的“异托邦化”，而借助曾力的眼睛，人们发现，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体现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代表了不同的权力意志与资本欲望的各种建筑与由建筑所形构的空间场所，居然就相安无事(?)地并存于一个叫北京的城市空间之中。从曾力的北京照片看，我们也许可以说，北京是这个世界上最集中地体现了福柯所说的异托邦的某些特征的地方。在全球化时代，“异托邦”不仅是于今为烈，而且是于“京”为烈。这是一个超出想象的、充满了历史偶然性、由欲望与意志取代理性、以冲突和矛盾为主要表现、全然无视现实逻辑的空间，却又是我们的真实的历史与当下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比北京更具有异托邦性了。
曾力以北京为他的空间生产考察的视觉取样，以摄影独擅胜场的细节描写的手法，把北京这个经过历史与权力的反复“捏/造”、“捏”合、制“造”出的各种建筑与空间形态的一个缠绕纠结的复合性空间呈现了出来。明清王朝的空间遗存，那是由墓地与城墙来说明的曾经的过去。清代与民国时代的胡同，则是平民与王皆可栖身的生活空间。展现权力意志与官方记忆的国家建筑，以及耸然崛起于当代的后后现代商业空间，则是“换了人间”的最新证据。所有这些，在显示时代变化的同时，无不昭示空间本身的价值的变化与人们的空间意识的变化。北京的空间结构与形态，既反映了北京这个当代中国的权力中心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关系，也是一种历史以空间方式的积叠，更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空间要求、权力志向以及生产意志。而这也许是曾力的摄影所给出的视觉性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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