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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造假事件层出不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的博士论文被指涉嫌抄袭；“打工皇帝”唐骏的学历被指涉嫌造假。
与此同时，华侨大学文学院教师刘向东状告著名艺术批评家及策展人高名潞著作权侵权，截至2010年7月6日，这个案子进入司法程序后，已经累计开庭两次。
与以往学术涉嫌抄袭与造假事件不同，刘向东选择了将案件诉诸法律，让司法程序来评判。“旁观者都说我走出这一步非常有勇气。”刘向东对《法治周末》记者说，诉诸法律是为了呈现真相。
“我与高名潞本是莫逆之交，我46岁，他61岁，他是长辈。”不想，刘向东与昔日的莫逆之交今天却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
《法治周末》记者与远在福建泉州的刘向东对话都是通过电话进行的，他的普通话中带着浓重的福建口音。
与其说他十分愿意接受《法治周末》记者的采访，倒不如说他很想找个人谈心。因为他从2008年至今认为高名潞抄袭自己美术思想的心事一直在困扰着他，他承认自己“身心交瘁”。
在发稿之前的几天采访中，刘向东有三次在晚上十一二点给记者打电话。“我又看到网上高名潞的学生王志亮对我的恶言攻击了”，“我刚批改完学生的考卷，不想上网，不愿看那些流言蜚语。我今天去到海边了，从没发现过天那么蓝”。
据刘向东介绍，他和高名潞相识是在1987年，高名潞在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机关刊物《美术》杂志做编辑，年轻的刘向东经常向他投稿。对于这段交往，高名潞表示“没什么印象，记忆模糊了”。
和高名潞的对话是在高名潞现当代艺术研究中心进行的，相陪同的还有他的学生王志亮和墙美术馆执行馆长冀鹏程，两人也是高名潞官司的代理人。他们称咨询过专业的律师，“没必要请律师做代理人”。
比起刘向东对官司忐忑不安的心理，高名潞显得平静，虽然他妻子为了此事想找刘向东理论，却被他拦住了，“别让刘向东抓到口实”。
高名潞戴着一副框架较厚的眼镜，典型的学者风范。无法遮掩的白发昭示出年轮的沧桑。尽管他谈到刘向东和案子时有些无奈、失望和愤怒，总体却感觉不到惊慌。
在采访末尾，高名潞还向记者反思自己，“莫非是我的‘意派’展没有请刘参展？”
泉州集结
据刘向东回忆，他和高名潞第一次见面在1988年，在黄山召开的现代艺术研讨会上。“从那之后我们经常书信交流，我没有什么目的，可能因为他是学术长辈吧，我很自然地想跟他交流”。
刘向东发给高名潞的邮件，高都会回复，有长有短。
高名潞对与刘向东的书信交往并未看的很重，“我每天都收到大量艺术家来信，不可能封封都记住。我们在通信中没有学术交流，更没有从中产生自己的观点”。
“1980年代末，高名潞曾有一段时间很落魄，来到泉州，是我接待的。”刘向东说。
高名潞的学生王志亮2010年初也去过泉州，也是刘向东接待的。一样的摊位，一样的小吃。看着当时和高名潞吃饭聊天的地方，再看看两人现在的关系，刘向东感慨万千。
高名潞依然认为，与刘向东的这次交往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我和他不是所谓的莫逆之交。去泉州见了很多现代艺术家，不是专门见刘向东的。我当时工作上很失意，是范迪安带我去南方散心的”。
“高名潞不是第一次抄袭别人东西了。”刘向东愤然，“1986年，高名潞就被指抄袭过叫淑勤的文章，对方没有起诉。上海的《艺术世界》杂志在2009年回忆‘八五新潮’的报道中提到，‘淑勤将名为《理性绘画》的文章发给了美术编辑高名潞，高名潞刊发出来署了自己的名字’。”
互相赏识
“高老欣赏刘向东不与市场化艺术家同流合污的坚守精神。”冀鹏程说。
1998年，高名潞推刘向东的作品参加在美国的“insideout中国当代艺术展”。据冀鹏程介绍，这个艺术展规格很高，参展者和作品可以被西方艺术界认识，有利于提高艺术家的知名度。
“刘向东在偏远的泉州，我想让他出去看一看。”高名潞语重心长地说，“看刘向东的作品，不仅就作品论作品，主要是看重他默默地呆在偏远的泉州，还坚持搞当代艺术的精神。”
刘向东也承认，高名潞评价过自己“甘于寂寞，甘于边缘，我为他感动”。
据高名潞回忆，他之后给刘向东的书写过序。在他主编《85美术运动》一书时，刘向东来北京参与编写，将涉及自己的部分加入书中。
“当时，和刘向东一起住在高名潞北京工作室的某位艺术家还说刘向东太自我，不把主流的艺术团体和派别放在眼里。”那段和刘向东共处的日子，王志亮回忆起来，觉得他实在“不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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