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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你认为你的历史的责任是什么?
徐：没有想过那么大的事，我只能够说，其实还是每一个个体与社会构成怎样的一种交换关系的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给纽约年轻艺术家的信》，信很短，那里谈的是我对价值观的一个判断和对作为艺术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判断。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到底在这个社会上是干嘛的?很多人不太懂这个东西。
赵：你确定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还是不确定?
徐：是一种交换的关系。就是说你得搞清楚你有什么东西可以交给社会，而社会可以让你成为一个你希望的职业艺术家，很多学生美术学院毕业了也搞不懂这个道理。我有时候在分析我自己，为什么别人花钱买你的作品，或者美术馆要展览你的作品，或者说别人看重你的工作。是这些作品本身吗?是这一堆纸或者是一堆木头吗?是一个凤凰吗，或者是种出来一些树吗?都不是，真正的价值，也许是通过你的工作和作品，给社会提示了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和思考角度。重要的是这种思维角度和方式有效，或者对人有启发，而作品只是这种启示的代表物。
我希望我的工作是带有基因，带有种子性质的，能够自身繁殖。以《天书》为例，《天书》其实在探讨作为人类概念最基本因素的文字和人之间的关系，我希望将来的人在探讨关于这些领域的时候，绕不过去我曾经的工作。而且我是觉得，人们越来越多的注意在文字上做探讨，特别是中国的艺术家。现在很多设计，到一定程度都会遭遇文字的问题。世博会、奥运会标识的设计都是文字。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的思维和中国人的文化的概念，视觉经验都是和文字联系在一起，我们早就进入读图时代了。韩国现代艺术家白南准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会工作的人就是会做一个盒子，这个盒子就把别人的工作全都给放在他的盒子里。这也是他为什么越来越重要，因为高科技艺术、Video艺术越发展，他的重要性就越突出。
杜：他提供了一个范式，所有的东西逃不脱他的框架。他把握住了一个时代的关键性的问题、方法或者价值，或者说核心的切入点。
徐：对，而且是带有未来性。这个并不是他运气好，碰到了电视这种材料，而是由于他比别人对他所处时代更敏感，更能够摸到脉络。但当时，他那代人更多受到身份的影响。我在纽约时，他有时候还在纽约东村一个韩国人办的Video中心做表演。这个人到了年纪很大的时候还在做特别激进的作品。他的贡献很大，但是有一次他说，他在美国连前五十名都排不上，他的学生有很多都在MOMA和惠特尼做过大型的个展，直到很晚这些地方才有白南准的大型的个展。
中国人最高的境界就是珍惜自然，是宿命的。
赵：如何看待神性的东西?在做《凤凰》时你经常提到神性。
徐：具体谈神性很难，我觉得中国人最高的境界就是珍惜自然，是宿命的。我身上很多东西是从我母亲那学习来的，她出身于一个佛教的家庭，她身上有很多东西凝结了中国人世界观的核心成分。比如说，她有一种很强的宿命的态度，她接受所有的东西，所以她就可以很坦然地面对一切。
她是特别节约的人，当然那一代人都是这样的。她才真是现在咱们讲的零消耗，低碳生活。我看在上一代人里她也是最典型的低碳生活。中国人对物质的态度，任何东西都认为是值得尊重的，都是有价值的，物尽其用，使一切东西都成为了不起，这个东西就是具有神性的。
中国人对自然尊重的态度，这是中国人很优秀的部分。对自然不是改造、挥霍和消费的态度，这个对未来环保的概念是极有价值的。
李：这种神性是非常朴素的，不是高高在上的。
徐：真正好的东西都是朴素的。它不会转换到哲学上去，也不会转换到宗教、艺术上去，它就是一个朴素的态度，一种生活方式。就像禅学不是一门学问，它就是一种生活态度，这态度珍惜每一个此刻。比如说“雁渡寒潭不留影”、“白马入芦花”。“雁渡寒潭不留影”的意思是大雁从这儿飞过去以后，潭里什么都不留下。这种态度就是，不要有什么遗憾，对于未来也不要有任何的负担，过了就过了。它的价值在于要你懂得最值得珍惜的就是“此刻”这真是一种积极又朴素的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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