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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化背景中，以女性立场和视角探讨美术作品中和性别有关的问题，这种方法被称为“女性主义”艺术批评。如果不清楚这种方法的基本理论立场和针对性，而仅仅从表面的文字理解，或者想当然地认为“女性主义”艺术批评仅仅是有关“女性”的艺术作品批评，那实际上与一般的传统批评没有多少区别，因为在传统美术史涉及女画家或者她们的作品时，已经用了女性“本质”化的术语来描绘和评价她们的作品。与这种方法类似的批评，在当今美术批评中仍然存在，而且在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不了解的批评家中仍然沿用，所以，当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介入美术批评时，往往遭到的是对这种方法的曲解，即用传统的女性本质话语反对女性主义方法，从立场上彻底否定“女性主义”。这种现象不仅在大部分男性批评家中存在，也往往在自以为是女性批评家的写作中存在，只是没有明确地表达自己反“女权主义”的立场而已。
由于“女权主义”或称“女性主义”的理论是由海外传入中国，也由于传入的时间和历史条件不同，所以按习惯将早期传入的理论一般称之为“女权主义”理论，90年代传入的理论称之为“女权主义”或者“女性主义”理论，但通常都可以称作“女权主义”。
所以“女性主义”一词的出现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是翻译的结果。其二，翻译者也因为时代背景的不同想与早期“女权主义”有所区别，从早期女权主义强调男女在政治、经济、教育上的平等，发展为在此基础上文化和精神上的平等，并导致对人类历史和文化中造成男女不平等根源的“深究猛追”。其实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在英语中是同一词，批判男性中心制和父权社会的根本立场不变。中国文学界将“女权主义”翻译成“女性主义”，不是像有些人望文生义地认为是一种妥协，或是为了照顾男性中心将妇女本质主义化的愿望，而是突出了近期女权主义以女性性别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特点，以及因此包含的更为深广和丰富的内含，是更为决绝地与男权中心制划清界限。如果不从这根本立场去理解“女权主义”的发展脉络，那就很容易走到相反的一面，那就是反“女权主义”的立场。比如反对女性本质主义，既要把握住目的是反对男性社会为将生理差异等同于社会差异，从而为不平等理论制造合法借口;也要把握住如果彻底否认女性身份，那末就有抹杀女性创造力的可能，或者不承认女性在历史上遭受不平等待遇的事实，结果也就等于认可男性社会对待女性的不平等。在许多时候，在文章或在研讨会中，美术界的同仁很容易走到自己所挖的“陷阱”之中，本来是从“女权主义”立论，结果走到了反“女权主义”立场，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因此，从后现代语境中的“女性主义”成就看，在强调男女在一切方面的平等的基本立场之外，在具体的方法、理论视角上和早期“女权主义”比较，有了更多的差异性。尤其在和种族、文化、生态、性倾向等方面，形成了丰富的、形形色色的“女权主义”派别和理论。而最为重要的成就，是性别理论方面的研究，在研究生理性别如何演变为社会性别并造成等级制方面，为女性问题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涉及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家庭、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行为学等等主流或边缘、传统或新兴课题，昭示了“女权主义”理论研究的宽广前景。这实际上是后现代语境中“女权主义”理论发展和演变的成就。
一般不了解“女权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发展过程的人们，认为后现代“女权主义”走向了反“女权主义”，或者“女权主义”走向了低谷。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后现代语境中的“女权主义”在更深的层面上对父权制文化作“刨根究底”的批判和反思，对早期“女权主义”理论和运动进行了补充。尤其是在分析和批判“男性中心主义”方面，与“后现代主义”一起，更具有颠覆性，并成为后现代文化思潮中一股强大的力量。这种成就为女性更多的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为维护自己的权益，提供了更为强大的理论武器，并且也促使人们在法律、教育等涉及人的思维、行为准则等领域，有了更自觉的“反性别歧视”的意识。在许多国家，那些大学执教者和掌握大政的要员们，是不可以不加遮拦地口吐性别歧视的狂言，否则就有可能法庭相见或者被迫轰下台，不光彩地辞职。这和中国美术界的男性批评家们往往不自觉地耍弄男性威风，以在公共场所和有女性在场时不顾反对大讲性别歧视的“段子”为荣是大不相同的。当然，这种现象还将在中国存在一段时期，因为中国的理论家们会以“中国特色”找到这种现象合法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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