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是美国著名艺术史家，视觉艺术、电影、摄影研究专家。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艺术与理论夏皮罗讲席教授（Meyer Schapiro Professor of Modern Art and Theory at Columbia University）。“区域出版公司”（Zone Books）的创始人之一。著有《观察者的技术：论19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 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IT Press, 1990；以下简称《观察者的技术》）、《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Suspensions of Perception: Attention, Spectacle and Modern Culture, MIT Press, 2000；以下简称《知觉的悬置》）等。
克拉里1987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老师包括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F.W.杜皮（F.W. Dupee）及卢西安·古德曼（Lucien Goldmann）。在此之前，他曾获哥伦比亚学院艺术史专业学士学位，同时获旧金山艺术学院美术学学士学位。他在旧金山学习电影与摄影，师从詹姆斯·伯鲁顿（James Broughton）、拉里·乔丹（Larry Jordan）、冈沃尔·尼尔森（Gunvor Nelson）等。克拉里曾任职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视觉艺术系。1989年起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
克拉里兴趣广泛，视野开阔，是国际公认的当代最杰出的艺术史和视觉文化的研究者之一，曾为包括《美国艺术》（Art in America）、《艺术论坛》（Artforum）、《十月》（October）、《装配艺术》（Assemblage）、《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电影评论》（Film Comment）、《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在内的杂志撰稿。他还为大量画展目录撰写过艺术评论。1986年，他成为区域出版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至今仍是主编之一）。该公司以出版米歇尔·福柯（Michele Foucault）、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列奥·施坦伯格（Leo Steinberg）、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ksy）等人的思想史、艺术史、政治学、人类学及哲学著作闻名于世。
在美国这样一个学院派学者极其多产的国度，克拉里的著述并不算丰富，但质量极高。他平均每10年形成一部专著，每一部都迅速成为学界的重点追踪对象。1990年出版的《观察者的技术》，已被译成十多种语言。从此书开始，他致力于现代视觉文化起源的研究。《知觉的悬置》出版于2000年，获2001年特里林图书奖（the 2001 Lionel Trilling Book Award），成为当下被讨论得最多的同类著作之一。他的近作《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24/7：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 Verso Books, 2013） 检视全球信息和传播状态下人类知觉的最终命运，几乎同时以16种语言出版。
《观察者的技术》提供了对19世纪视觉文化的极其新颖的透视，重估了视觉现代主义与社会现代性的问题。它的基本论点是，观者不是天生的，或自然的，而是历史地形成的。对观者的这种历史形成的分析，是对当今景观社会的前史的一种引人注目的解释。美国著名学者马丁·杰伊（Matin Jay）评论该书说：“乔纳森·克拉里机智地将科学史、技术史、哲学史、流行文化及视觉艺术混合在一起，巧妙地挑战了视觉文化在19世纪的划时代转型的通常说法。对任何一个关注技术现代化与审美现代主义之间的复杂交互关系的人来说，《观察者的技术》都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资源。”
克拉里指出，在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建立在暗箱这种光学机械装置之上——这是一种封闭、幽暗的盒子，配备有透镜，以便将外部世界的遥远景象聚焦到一块内部的屏幕上——的有关人类视知觉的主导哲学模式，开始被一种新的生理模式所代替，这是一种身体化了的、对光线特别敏感的眼睛的模式，它已经适应了外部世界瞬息万变的脉冲及内部（或视网膜）的网膜刺激。从约翰·洛克（John Locke）《论人类理解力》（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690），到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的《论生理光学》（Treatise on Physiological Optics, 1856—1866），再到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写于1895年的未发表论文《科学心理学方案》(“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读者被引导到穿越整个充满剧变的认识论领域，在其中，主客体之间一种稳定的、空间的二元论经验主义再现模式，转化为主客体之间一种不稳定的、时间的分镜头剧本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主客体之间进行着不间断的生理与心理互动。正是对19世纪下半叶这个互惠的分镜头剧本的展示，使得克拉里发表了引人注意的续集，即《知觉的悬置》。
《知觉的悬置》这个标题部分来自弗洛伊德1912年论精神分析技术的论文，在那篇论文里，弗洛伊德告诫精神分析师们要以gleichschwebende Aufmerksamkeit，即“均匀悬置的注意力”，来对待接受心理分析的病人。这样一种关注模式试图克服全知全能的医生与无知无能的病人之间的僵化二分法，以便通过在二者之间实施一种不用剧本的、不可预料的互动，来产生新的知识。弗洛伊德并不想迫使人类注意力的脆弱官能成为一种不可思议的、坚定不移的固定焦点，而是认可分析师们处于开放心境，不带偏见地对待世间万物的多知多觉之流。与这种时间流程中的分析师的悬置相反，弗洛伊德的哲学前辈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曾宣扬过“一种纯粹化了的知觉，它能成为对时间及身体系统的悬置”。正是因为这种想要从时间的不可避免的流逝中解放出来的冲动，克拉里将其命名为“现代主义的幻想”；而他的书就是对这种幻想的解神秘化。
因此，《知觉的悬置》是一项有关人类注意力及其在现代西方文化中的重要角色的重大历史研究。它认为我们有意识地观看或聆听事物的方式，源自知觉性质的一个关键性转变；这一转变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克拉里将重点放在1880至1905年间，他考察了主体性的现代化与视听文化的戏剧性扩张及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其写作计划的核心乃是现代注意力的悖论性质，它既是个体自由、创造性及经验的根本条件，又是经济、学科体制及刚刚冒出来的大众消费与景观空间的有效机能的核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