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我们有意识地聆听、观看，或是将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事物的方式，具有深刻的历史性。无论我们在闪烁的电脑屏幕前工作，还是在一家歌剧院观看演出，也不管我们如何完成某个产品，完成某种创造性的或是教导性的任务，还是更加被动地从事日常活动（例如驾车或看电视），我们都处于当代经验的维度，要求有效地从我们的意识中取消或排除大量来自当下环境的东西。我感兴趣的是，19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性是如何要求每个个体，按照“注意”能力来界定并塑造他们自己的；亦即要求脱离大量有吸引力的领域，不管是视觉领域还是听觉领域，从而将注意力孤立在、或集中于刺激物的减化数量之上。我们的生命是如此不连贯状态的一种彻底的混合物，这一事实并非“自然”条件所致，而是西方过去150年里一种强有力的重塑人类主体性过程的产物。如今，在20世纪末，主体分崩离析的巨大社会危机得以隐喻性地加以诊断的方法之一，乃是“注意力”下降，因此也就并非无关紧要了。

20世纪对现代主体性的大量批评和历史分析，一直有赖于“精神纷乱状态里的接受”这样一个观念，正如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及其他人所说的那样。在这些著作之后，有一个假设长期以来非常流行，那就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知觉从根本上说以碎片化、震惊、离散的经验为典型。我认为，现代的精神纷乱只有通过它与注意力的规范与实践的兴起之间的互惠关系，才能加以理解。我将探索这一悖论性的交集，自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它已经以许多方式存在于劳动、教育及大众消费等规训化组织中集中注意力的律令，与作为一个创造性、自由主体性的构成要素的持续关注的理想之间。有些人无疑会反驳说，我比较的是两类不同质的注意力：例如，一个受过教育的个体盯着一件伟大的艺术品，与一个工人将注意力集中在执行某些重复的工作之上，这两者之间没有，或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但是，正如我将要论辩的那样，19世纪下半叶有可能出现纯粹审美知觉的概念，与现代化的过程是分不开的：因为正是这一过程，使得注意力问题成为一种有生产力、可管控主体性的新制度建构的核心课题。我想论证的是，社会分工与主体自律的现代经验，与一个注意力集中的个体辉煌的可能性、含混的局限性及其失败，全部交织在一起。

此书试图勾勒19世纪以来注意力问题的系谱学，并确定它在主体性的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具体地说，我想检验有关知觉与注意力的观念，是如何在19世纪下半叶，伴随着演出、展览、投影等种种吸引人注意的新发明，以及记录设备等技术形式的出现而逐渐转化的。我试图描述有关人类主体的行为及其伪装的新知识，与社会及经济转型、新的再现实践、视觉/听觉文化的大规模重新组织相适应的方式。在这本书里，我建构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有利视角，从这种视角出发，研究19世纪八九十年代普遍的知觉危机，并以此来表明注意力这一有争议的概念，在那些年代的（以及间接地，在20世纪的相应发展中）社会、哲学与美学课题中占据着怎样一个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