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先生自言上中学时就喜欢玩碑刻拓片。其原因说得浅一些，就是过去读书人讲究写字，以免字太难看遭人笑话。说得深一点，黄先生自小生长的江苏常州，自然属于“江南财富第，东南人文薮”的文化中心地域，科举文化之下，学而优则仕，考试则更是要求写好字的。有清一代金石学大盛，这最初也是由写字引起的，念书人如果不通金石无以置身于通人之列。自清中期官至督抚的阮元开始钻研南北书派异同，到了清代后期，安徽的包世臣、广东的康有为开始提倡写北碑以来，摹写碑刻之风更是盛极一时。 
尽管黄先生曾说过：“鲁迅先生喜好碑刻拓片，与我黄永年喜好碑刻拓片一样，都是出于爱好，其中并无微言大义好言。”但是任何事都是有因缘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存在的。从学术收藏研究源流上来看，真正引导黄先生进入碑刻学殿堂之门的是清末曾任甘肃学政的的苏州学者叶昌炽。叶昌炽有一部讲自己如何搜罗石刻拓片的日记《督缘庐日记》流传下来，后来经过摘要印行，就是著名的《督缘庐日记钞》。叶昌炽还刻印有一部笔记体的碑刻学专著《语石》。黄先生曾对叶昌炽这两部著作《督缘庐日记钞》及《语石》下过功夫。（图1、图2） 名师出高徒，最足以说明黄先生当时已具有相当高的碑刻鉴别水平，那是黄先生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即1947年8月17日撰写的《汉樊敏碑与唐樊兴碑》以及1948年8月30日撰写的《叶昌炽所藏宋拓云麾将军李思训碑辨伪》两篇文章。 前者指出：任乃强先生误引康有为论唐《樊兴碑》文字为论汉巴郡太守《樊敏碑》文字，因两碑均有樊府君之称。后者则是黄先生在对叶昌炽《语石》用功的同时，也发现叶氏的某些说法不能成立。原来，黄先生在1945年11月里去常州某旧书店里见到一册旧拓的李思训碑，借归细读之下，认定它是与叶氏所藏宋拓出于同一石刻的拓本，叶氏的所谓宋拓本是从同一种石刻上打下来的拓本；而且都是翻刻的伪本。黄先生在1948年8月30日撰写的此文中使用了清儒的校碑读碑之法，铁证如山，挑战清末民初的金石大家、《语石》著者叶昌炽的权威。 黄先生与碑刻学的另一因缘际会，则在于1956年随上海交通大学西迁西安。关中为唐碑志渊薮，由于地缘关系的便利，北朝隋唐石刻拓本不断被先生收藏，如著名的南窟石寺碑的初拓本、晖福寺碑的初拓本、原石解放后已烧成石灰的唐王忠嗣碑、1955年新出土的唐道德寺碑初拓本，有关二代尼姑在隋唐宫廷里的活动，碑阴还刻有精美的尼姑们的线刻画像。黄先生本人的碑刻拓片收藏自此后日富，黄先生还收藏有一方交换得来的中唐人陆某墓志原石，《八琼室金石考证》著录，石质坚韧，泛着墨绿色光泽，就放在先生书桌下。而且黄先生的藏品多有复本，如苏孝慈墓志、李文墓志拓片都有数本之多。且多写有鉴赏题跋，并深入发掘其史事。其文字精美有逾其版刻题跋。但数量究竟有多少？已发表者寥寥，目前不好估计。甚望寿成师兄编成先生金石文字记行世。 黄先生与供职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门董理碑刻拓片的李果（字子春）先生交好。建国后在西安以及关中地区有大批墓志发现，尤其昭陵出土若干唐碑唐墓志，都是当时的显贵墓志，非千唐志斋藏品之多普通官吏墓志之比。“文革”前李氏专门整理墓志，已全部完成录文并考释，惜未刊行。黄先生曾说：“千唐志斋大多是无名小卒，不像此地昭陵，一出土就是高水平的。”确实，黄先生藏唐《王大礼墓志》，书者敬客师，与撰写《王居士砖塔铭》为同一人，书法精美绝伦；藏《刘濬墓志》事涉武则天时期的政治，启功先生曾为黄先生所藏拓片题诗。 
黄先生居留长安，与曾任袁世凯时代陕西督军陈宦的公子陈泽秦先生往还。陈泽秦先生是著名书法家，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文史功力深厚，解放后由于出身不好，又无人宣扬吹捧，长期以来不得志。1974年1月1日陈氏为黄先生题《唐张维岳碑跋后为黄永年》：“永年作客长安，金石自娱，于有唐一代碑志，尤为留意，广事搜访，藏弃甚富，且博学强记，卓具史识，有志著述，钩沉阐微，补新旧唐书之未逮，采佚缀遗，存阙补文献于已，呈其有意乎。承嘱跋尾之余，不揣冒昧，因并及此，当不以枝赘见诃？安康陈泽秦于师娄室，时甲寅二月朔。” 黄先生还与以收藏汉碑拓片著称的谢国桢先生过从密切，一九七七年曾在谢先生府上那小小的两房一厅居室中欣赏过谢先生那“满坑满谷”的汉碑旧拓宝藏。并且说解放前自己在上海见过一些汉碑明拓，价钱贵得不敢问津。只好以后就便一些关中的唐碑唐墓志拓本。后来黄先生又经谢先生介绍，到北京故宫欣赏故宫藏品，与典守者马子云、施安昌先生往还。 黄先生最为自豪的藏品有这样两种。1995年12月《碑林集刊》（三）发表《碑帖丛谈》一文。黄先生在《碑帖丛谈》中对自藏乾隆以前旧拓爨龙颜碑有论述，十分自豪地指出：这个爨龙颜碑用道光本（道光年间大学者阮元出任云贵总督，拓了送给金石鉴藏家刘喜海拓本）和它比勘，道光本比它损泐得较厉害的多至十五字，小小损泐的更多至六七十字，应是乾隆以前的旧拓。而且重墨精捶，字口清晰，正如启功教授在跋语中所说：“即使可考诸字不存，犹将称善本，况此诸字未损者乎!”今人张生《善本碑帖录》说北京文管处有陈文伯旧藏明末拓本，但据所附图版和这个本子相比勘，区区一开三十字中竟有“都县侯君”“略敦纯懿”“弘度”、“南”、“不”、“子”共十三字较这个本子损泐，可见其时代在后，绝非真拓于明末。有趣的是，这个名贵的爨龙颜碑乾隆以前旧拓，先生在西安只花了两元钱就买到手了。 黄先生1988年在中华书局《文史》二十九辑《记话雨楼旧藏马天祥造像记》。开篇即指出：“题为北齐武平九年的《马天祥造像记》是前人艳称的石刻珍品。其所以见珍，首先是形制和内容的奇特。石刻文字通常用阴文，最早用阳文的除了《马天祥》以外只有北魏太和二十二年的《始平公造像记》。但《始平公》只是常见的佛教造像，《马天祥》却是比较稀有的道教造像；《始平公》的文字是通行的八分递变到今隶的所谓北魏体，《马天祥》却是八分体，而且文字是从上到下再从左到右，即所谓左行，和通常汉文之右行者不同。再一点是拓本稀罕，所谓物以稀为贵。我留心了四十年，才从友人处得到一册话雨楼旧藏本，第一次见到享有盛名的《马天祥造像记》的真面目。”（图4） 
黄先生此文可奉为阐述拓片鉴别方法论的典要。从流传有绪、时代风习、字体损泐甚至收藏印的风格等方面入手；特别是抓住马天祥的“祥”字末笔，翻刻本为两条尾巴，因原拓末笔右旁因为石质不平拓出来好像多了一点，翻刻者不查遂有此误；从而鉴定出此话雨楼旧藏本可能为原石旧拓海内硕果仅存者，并解释了北齐后主武平只有七年，而《马天祥》作武平九年的疑问。指出“东晋桓玄称号大亨前后只有两年，而在今云南曲靖的《爨宝子碑》却作大亨四年，边远地区或农村山区往往不知道中朝的政治变动而仍原原有年号，《马天祥》之署武平九年也是如此。”可见鉴定石刻拓片也贵在具有通识，历史考据的办法尤其灵验。 黄先生喜爱书法，碑拓收藏是由此而起的一种爱好。1977年7月先生以文言文写定并油印《书法源流杂论》六首包括：隶书、八分、楷书、正书，王羲之书师法钟张，《兰亭序》为梁陈人书，南北书派异同，唐楷，晋唐小楷不可信。后记有云：书法源流杂论既写定，择所缀石刻墨本题记之稍有创获者，附存其后，《葛祚碑额》考订有裨论说书体递嬗，《爨龙颜》、《李思训》二刻之校勘则藉见前人撰述之不尽可信据也。” 至于碑刻拓片史事考证，虽然重视清人的研究成果，黄先生的藏书中颇有一些清人金石著作善本，但老先生过于强调探微发覆，自己相关发表数量并不太多。可是一旦刊布则多新义。如黄先生曾以一方隋代《邓□墓志》所载职官考证府兵制衰败，画龙点睛之笔，这是编辑《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的前辈赵万里先生做不到的。再如以1972年在西安买到得明碧峰禅师塔铭拓片考证《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法力无边的金和尚的事迹。此外，黄先生还注重碑刻的美术价值，强调指出，日本正仓院唐代木制工艺品文饰中唐草文用得比较多，这种唐草文可在整齐中寓变化，确实比较生动美观，某些比较讲究的唐碑两侧也往往刻上这种图案作为装饰。 值得庆幸的是黄先生毕生收藏碑刻拓片的心得，1986年曾以文言写成《碑刻学》一书，油印行世，共二万四千余言，为这门学科创立了体系。日本访问学者气贺泽保规曾跟随黄先生学习碑刻学，后来曾翻译此书为日文在京都发表，并高度评价黄先生为中国碑刻学研究的先行者。一般说来，日本学者的著作翻译成中文是比较多的，但中国学者的中文著作译为日文则比较罕见。由此可见，日本学界对此书的推重。《碑刻学》在国内后来也特别受到重视，显属回流之举，所谓墙里开花墙外香是也！（图7、8） （文、图：曹旅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