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大前提下，回顾传统，挖掘传统资源中具有当代意义的优秀资源就成为了首要任务。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回到“民粹主义”甚至“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当中去，“整理国故”的目的是要将从传统中整理出的优秀资源，与当下的社会现实，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发生联系，从而为当今的中国艺术家创作提供多元化的理论依据与精神准备。因此，“中国性”指的并不仅是某个已经存在的“中国传统”、“中国身份”，更不是一种“西方人的东方想象”，而是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从世界范围内重新观照中国当代艺术，所必然牵扯到的对“中国当代艺术”的重新认识与梳理的过程。除了对传统的有效当代转化之外，“中国性”还应该注重当代中国在向“现代性”转化过程中的社会现场以及个体对自身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在当代全球化的大格局下，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观点已经越来越趋于式微，人们更关注的是如何从自身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出发，找到更符合人类社会合理发展的普世性资源。对于中国艺术家而言，如何从个体体验出发，针对中国目前这个大的现场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并找到具有突破性、个人性的艺术语言表达形式，既是对“中国性”的最大丰富与拓展，也必然是对世界文化格局的丰富与拓展。

当代艺术是个人创造自由与能量的充分释放，“中国性”并不依赖于一个固定概念由上往下的外在性辐射，而是充分依赖于每一个个体对自身认知与表达的不断深入，由少积多，由特殊到普遍，不断吸纳最具特色和价值的文化元素，最后达到对“中国性”的持续性建构与丰富。因此，这里的“中国性”是开放的，发展的，多元的。它的提出与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涵盖了历史的纵深与当代的精神剖面，揉合了对传统文脉的理顺与对当代社会现实问题的观照，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方向与本土化艺术理论的建构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性”作为一个兼具本土文化特色和普世性人文价值的理念，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认可。馆长刘女士坚信，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综合国力水平的不断壮大，势必要争取属于自己的当代艺术话语权。不管是对国外优秀资源的吸收，还是对传统的继承，“中国性”都是一个回避不掉的历史命题。她希望在展览和本土艺术理论的建构上，南京三川当代美术馆都能在这个方向上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社会责任除了学术定位之外，南京三川当代美术馆还特别看重美术馆社会功能的最大化。江浙一带本就是文人雅士聚居之地，文化氛围浓厚，南京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书画盛行，大家辈出。但与此相对的，是在文化艺术观念上的相对保守，民众普遍缺乏美术馆的观看经验，对新鲜艺术潮流的接受能力有限，更不用说像欧美发达国家的市民一样，将逛美术馆纳入到自身生活中的一部分了。中国目前的官方美术馆，由于体制与观念的滞后，对当代艺术的收藏与展示远远落后于当代艺术的发展水平，不断生成的新鲜的艺术潮流与观念无法在美术馆得到及时的梳理与展示，自生自灭，对于这个国家文化的发展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而民营美术馆虽然在资金、政策上面临一些先天劣势，但与官方美术馆相比，它们可以有更灵活的管理运作方式和更加大胆、开放的展览模式。馆长刘女士希望随着南京三川当代美术馆的建立及其周边环境的不断完善，让更多的市民走入美术馆，为他们展示、讲解中国的艺术作品，让他们了解、喜欢艺术，并通过图书馆、讲座、公众参与等一系列活动，让南京三川当代美术馆成为南京乃至江苏标志性的文化场所，发挥美术馆的文化辐射功能，带动地区的艺术氛围的活跃，以摆脱中国的美术馆长久以来只有艺术作品，没有“美术馆文化”的弊端。行动在当前中国社会普遍重视短期收益，忽视文化的大环境下，一家民营美术馆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南京三川当代美术馆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工作的复杂程度，并一直在针对各方面的问题进行积极的投入与改进。

第一、对一个民营美术馆而言，摆在首位的就是生存问题。美术馆高质量的经营、运转、策划需要充裕的资金保障。在必要的投资之外，南京三川当代美术馆还致力于多方位树立自己的公共品牌价值，并通过对于三川学术品牌的推广与相关衍生产业的运营，逐步争取更多的公共性资源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以实现资金来源的多样化。第二、南京三川当代美术馆积极向国际、国内一流的美术馆汲取经验，与国内知名策展人建立合作桥梁，共同探讨学术发展方向。建立完备的学术体制、管理流程和运营机制，来推广自身的品牌定位，拓展其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在艺术与商业品牌之间形成良好互动。第三、南京三川当代美术馆已经在构建一支精干、完整的高质量工作团队，力求形成对人才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三川文化。第四、南京三川当代美术馆将在艺术展览与学术活动中建立国际国内艺术家与收藏家交流平台，收藏有价值的艺术作品、为有潜力的年轻画家提供发展的有效平台。并计划在几年内，有脉络有层次的积累一定数量的馆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