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父是一名水手。像鲁宾逊一样，他常常在雅莫斯（Yarmouth）的各条河流中航行，难得回家一趟。他回到家中，总能让自己过得开开心心。我推测，他可能从事着与听证会相关的业务，可这种猜测从来没有得到证实。我母亲对此也不太关心。外祖父在家的时候，对母亲和她妹妹宠爱有加，除非她们有含糊其辞或说不着边际的话的倾向，因为这对孩子而言不可原谅。一次，他敏感地察觉到母亲对他撒了谎，随即命令仆人买了足够做一把扫帚的枝条，捆绑在一起，鞭打母亲。提起这段往事，母亲说：“他们本不应该拿一整捆扫帚枝条来鞭打我的。”“但是我从中也获得了不少好处。”母亲随即补充道。我的外祖父在32岁时因骑马意外去世。那次，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走路回克罗伊登郡，而选择了策马回家。他的腿被马撞击到墙上。最后，他被剧烈的疼痛折磨致死。当时，我母亲才七八岁的样子。 外祖父去世后，她和姨妈一同被送进了一个当时在克罗伊登郡相当时髦的日托学校——赖斯女士创办的学校。在那里，她学习了福音派原则，成为学校里的绣图女孩和最好的针织女；而姨妈坚决拒绝接受福音派原则，成为学校的灾难和痛苦。母亲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却不骄傲，她在自己勤奋的事业中越来越杰出，她妹妹很爱她，但经常嘲笑她。她妹妹拥有更多的才智、更少的骄傲，但没有什么善恶观念。最后，已经成为一名完美家庭主妇的母亲被送到苏格兰，去照顾爷爷的房子。爷爷年复一年摧残自己，最终摧毁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时，我父亲来到伦敦，在一位商人家里做簿记员，做了九年，其间没有休息过一个假日。随后，他开始着手经营自己的生意，偿还他父亲遗留的债务，并和他克罗伊登郡身为模范女性的表妹（也就是我母亲）结为夫妻，组建家庭。同时，姨妈留在了克罗伊登郡，嫁给了一位面包师。 我4岁的时候，父亲在伦敦生意场上的地位有了显著提升（这是可以查证的）。记忆里，他对我很严厉，至少对于孩童时候的我来说很严厉，完全无法理解；他就像是从布伦瑞克广场亨特街到克罗伊登郡马克特街上最不可能有胆怯之色的人。但是，每当父亲生病时，繁重的工作和悲伤在他身上和脸上留下的印记就会一一显现出来。 这时，我们全家都会去拜访克罗伊登郡的姨妈，在都帕斯山（Duppas Hill）上散步，在阿丁顿（Addington）的石南丛中穿行。姨妈居住的小房子至今（至少四个月前）还是马克特街上最为时髦的房子，商铺上面的二层有两个真正的窗户。但我从未为公寓这个特色感觉困扰，除非我父亲偶然来了兴致，想要用印第安墨水作画，我还要恭敬地坐在旁边观看。不用陪父亲作画的时间，我通常穿梭在商店、烘烤房，以及在后门那里环绕着清澈泉水的石头中（以前，清澈的水流最后会流入现代下水道）。大多数时候，姨妈的狗陪伴着我。这条狗原本在街上流浪。姨妈收留它的时候，它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了。姨妈收留了它，把它培养成了一条勇敢而和善的狗，正如她对遇到的每一只流浪动物做的一样。姨妈这样的善举保持了一生。姨妈的房子里，可以时不时朝伊甸河（rivers of Paradise）瞅上几眼，这让我心满意足。 我在布伦瑞克广场亨特街住到4岁多，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光都在那里度过。夏季我们有几周要到小村舍（真正的村舍，不是所谓的别墅）去住宿，呼吸新鲜空气。我们住的小村舍要么是汉普斯特德（Hampstead），要么是达维奇（Dulwich），或是瑞德里（Ridley）夫人的旅馆。从瑞德里夫人旅馆后面的弄堂出来，就进入达维奇领土范围的另一边。那里的春天，漫山遍野是小野花，秋天则处处是黑莓。但我现在能拾起的那些日子的回忆总与亨特街连在一起。母亲照看我的总原则，是保证我远离可以预计的痛苦和危险。此外，她就让我尽情地玩，前提是我既不焦躁也不主动制造麻烦。但原则是这样的：我必须寻找自己的娱乐。任何种类、任何形式的玩具都是不允许的。因此，我克罗伊登郡的姨妈对我修士般的贫穷给予无限同情。有一次我生日，姨妈为了动摇我母亲拒绝诱惑的果决，跑遍了所有的集市，挑选了她认为最闪耀、最惹眼的潘奇（Punch）和朱迪（Juday）（此处指玩偶），如真实的潘奇和朱迪大小，身着红色与金色的服装，绑在椅子脚上还会跳舞。姨妈描述他们的众多优点和美德时，我一定感到非常震惊，要不然我不会对那两个人物脸上的表情记忆深刻。我母亲很高兴地收下了。但母亲过后悄悄地告诉我，我不能够拥有他们。后来，我就再也没见过姨妈买的潘奇和朱迪了。 我从不敢希望、不敢奢望，甚至都不敢幻想能够拥有在玩具店里看到的玩意儿。我拥有的“玩具”就是一串钥匙，这是母亲唯一允许我占有的闪闪发光和叮叮作响的玩具。再长大一点，我有了一部水推车和一个球。五六岁时，我的玩具库里又增添了两盒切割精细的木砖头。尽管这些“玩具”非常简陋，但是我对它们拥有绝对的占有权（虽然我哭闹的时候，得到的总是一顿鞭打），整体来说，摆弄这些玩具总比我坐在楼梯上嚎叫或跌倒要好很多。很快，我就掌握了如何平和、理智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和情绪的方法：我能够在简单重复的游戏中欢欢喜喜地度过一天，如描绘方形轮廓，比较地毯的颜色，观察木质地板里面的钉子和楔子，数对面房子所用的砖块数量；我兴奋地用水推车的皮革管子在人行道旁滴水的钢管处接水，激动地看着水推车慢慢灌满；我几乎对掌管水龙头开关的过程产生了崇拜——我一直拧啊拧啊，突然，街道中间就喷射出一注喷泉。但是，我玩耍的主要玩具是地毯、在床单下找到的东西、衣服和墙纸。我喜欢去观察这些触手能及的东西，而且对这些物品的兴趣很快就获得了认同。我三岁半时，诺斯卡特（Northcote）先生给我画了一幅肖像画。我和他待在一起还不到十分钟，就问他为什么他的地毯上有那么多的洞。这幅肖像画画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孩，黄色的头发，像小女孩一样穿着白色的罩袍，搭配着巨大的淡蓝色腰带，与之呼应的是蓝色的鞋子。小孩的脚很大，与小小的身体极为不成比例；而脚上穿的鞋子更是大得离谱。我的日常衣着被这位老画家用现实主义手法完美地表现。它们在画上，比摆放在我的儿童房里更夺人眼球。画中的我正在一大堆木材边缘奔跑。木材上特有的树木条纹清晰可见，吸收了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首任院长约书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勋爵的绘画风格。应我的要求，老画家在画面中遥远的地方添上了两座圆圆的山头，用的是和我鞋子一样的蓝色。为什么要添加两座山头呢？我去过苏格兰一两次，每次我们走近特威德河（Tweed）和埃斯克河（Esk），我的苏格兰保姆总会哼起下面的歌谣： 苏格兰，我的情人，完全裸露在你的视野中，没有任何遮掩，山峦青翠如黛。
远山的构想，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脑海中描绘的在苏格兰姨妈家极其幸福圆满的生活景象，种满醋栗的花园，醋栗丛随地势倾斜，一直延伸到泰河。但是，当年迈的诺斯卡特先生问我希望在画中远处添上什么时，我装模作样地思考了一小会儿，以便给老画家一个确切的答案。我本应该说“青翠的山”， 而不是“醋栗丛”。对一个年仅三岁半的儿童来说，我并没有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的病态倾向。相反，这充分证明我只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并非一无是处。我认为，我之所以能够获得老画家的喜爱，是因为从小培养的平和个性。这得归功于我独特的家教。如前文所述，我只要制造麻烦，就毫无例外地得到一顿鞭打。我和老画家共处一室时，心平气和、心满意足地数着他地毯上的洞，或静静地看着他把作品从袋中慢慢取出。在我眼中，后者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动作。但是，我记得我对诺斯卡特先生在画布上运用的颜料没有任何兴趣。从这个方面来说，我对色彩明快的画作的构想是这样的：一个大大的颜料罐不可或缺，装满最明亮的绿色颜料，插着一只湿漉漉的画笔。我的安静非常讨老画家喜欢。他甚至恳求我的父母允许我坐在他旁边，作为他正在创作的有关古典主题画作中的小孩面孔的原型。画中的我，按照老画家的安排，顺从地躺卧在一张豹皮上，一个生活在森林中的野人从我脚上拔出一根刺。 我认为，这些细节说明我孩童时代享有的“待遇”（指上文提到的鞭打）或偶然的状态改变，完全适合我小时候的性情。但是，关于我是如何走近文学的这个问题，答案还有待商榷。我毫无避讳地说，我并不打算将它归功于我在圣乔治学校接受的教育。我坚决抵制一字一句地阅读文章。但我能熟练地记住整个句子，复述时准确地指出书上每一个单词。而一旦把这些单词抠出来（在别的地方看到这些单词），我就不认识了。母亲为此曾一度要放弃教我阅读。她教我阅读，只希望通过数年的努力，我能够掌握当时流行的音节研究系统。可是，我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的方式愉悦自己，在制作图案的同时逐一记住全部的单词。 5岁时，我被送进了巡回图书馆，作为我的“第二书卷”。我试图对单词进行整体集合记忆，原因之一是我对文字的打印体发自内心的喜爱。别的孩子在画小狗小猫时，我就开始对打印文本进行描摹，乐此不疲。下面的字是我从《基督七圣人》（Seven Champions of Christendom ）书皮底纸上描摹下来的（其艺术性应该从字母“L”的书写特色与字母“G” 的相对高度来进行评判）。这被认为是我在这个方面所做的最早的艺术研究。 五十年后，弗斯（Fors）以我的摹本为蓝本，对前几行进行描摹，把摹本交给了伯吉斯（Burgess）先生，对此书表现的艺术发表了相应的评论与赞扬。我想，他应该把后几行也描摹下来，因为前后这几行文字原本就是在一起的。 母亲后来告诉我，在我出生之前，她就模仿汉娜（Hannah），郑重而虔诚地“让自己完完全全皈依上帝”。在这个问题上，伟大的妇女都有带着她们未成年的孩子浪费时间的倾向。这种虔诚的行为所蕴含的真正意义在于：如果西庇太（Zebedee）的儿子们没有（或者至少他们希望没有）成为基督身边的门徒，那么，她们认为自己的儿子在有生之年，最终也会被提升到那两个神圣的位置上。她们还相信，如果自己每天都虔诚地向基督祈祷，祈求基督收她们的儿子为门徒，可以使她们的儿子成为基督门徒的机会增大。然而，她们通常都忘了西庇太的儿子最初是如何得到这两个位置的。基督门徒的位置不是伟大的基督给予的！至于我母亲所说“让自己完完全全皈依上帝”的真正含义就是，想方设法送我上大学，努力将我培养成一名牧师，将我按照“教堂”的戒律来抚养。我父亲拥有一个极坏的习惯——在关系重大的事情上，一切听从我母亲的安排与指示，而在众多琐碎的事情上却坚持己见、一意孤行，也许这就是他灵魂的本质体现。他一声不吭地让我退出了雪利酒交易，认为这是一件不洁净的事；他对母亲做出的有关我的最终判定，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因为许多年后，他还为我最终没成为一名牧师而伤心流泪。我记得很清楚。那次，他正在和我的一位艺术家朋友进行交谈。我朋友非常崇拜拉斐尔（Rapheal），为我没有在作品中添加这个广受欢迎的品位而遗憾不已。父亲和朋友为此相互安慰，他们认为我太过于鲁莽轻率，在公众面前谈论透纳（Turner）和拉斐尔。相反，他们认为我应该向透纳和拉斐尔讲解他们的灵魂如何才能得到救赎，而不是顺应我自己的心。一个多么和蔼可亲的牧师，在我身上迷失了！“是的，”父亲说，“他本应该成为一名主教的。”此时父亲已老泪纵横。父亲流下了真诚的泪水，就像是任何一个父亲因儿子做错事而流淌的泪水，毫无做作，满含深情。
母亲打心眼里希望我长大以后能从事一份崇高的工作，她认为将我培养成一名牧师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开始带着我进教堂接受熏陶。对我而言，这不失为一件幸事。我总是能安安静静地待在教堂里，因为我性格平和，而且对母亲那金色的香料饰盒着迷。只有在教堂做礼拜的时候，母亲才会拧开那个香料饰盒，我可以借机透过没有盖紧的盒盖看到海绵上面裸露的环状物品。那时候，我发现教堂的长椅是一个非常无趣的地方，想让我保持安静不动都很难（早上，我最好的故事书会被收走）。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星期天的恐怖甚至将它一成不变的沉闷蔓延至星期五。而星期一的到来，意味着七天可以不去教堂，但这所带来的欣喜依旧敌不过星期天蔓延出来的忧郁。 尽管如此，我仍依稀记住了牧师豪厄尔（Howell）先生的布道。偶尔，母亲最亲近的朋友会号召大家一起坐在我家红色沙发坐垫上，模仿牧师豪厄尔先生布道，庆祝和赞颂我的孩童时代。我认为，类似的布道大约十一个字那么长，非常具有代表性。我还认为它是世界上最纯粹的福音，因为它的开头是这样的：“人需向善。” 家中很少有人来访，连工作日也是。我从未获准可以吃餐后甜点，直到长大到可以干净利落地砸开坚果。那时，母亲允许我下楼为客人砸坚果——我希望他们喜欢这样的待遇——但不允许我吃坚果或其他任何精致的食物，其他场合也一样。仅有一次例外。一天下午，在亨特街，母亲从储藏柜里给我拿了三粒葡萄干。我现在还清晰记得我在诺福克（Norfolk）街第一次吃蛋奶糊的情景。当时，我们的房子需要刷漆，进行清理什么的，我们暂时在诺福克街租了房间。父亲在前面的房间用餐，蛋奶糊没有吃完，母亲把剩下的蛋奶糊端进后面的房间让我享用。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我不幸的生活经历，且不会因为我描述的繁冗而失去耐心，我有必要对我父亲在伦敦的商业地位进行一些描述。以我父亲为首要合作伙伴而建立起来的工厂，在当时享有非常高的声誉，可能一些年迈的老者至今还能想起来。他们在一座狭窄的小楼一层的小会计室里开始了创业。小楼位于东伦敦大学一条狭窄的街道边。街道名为比利特街（Billiter Street）， 是连接利登霍尔街（Leadenhall Street）和芬彻奇街（Fenchurch Street）的主要街道。他们三个合伙人的名字，被刻在会计室里电铃下的黄铜板上，分别是罗斯金（Ruskin）、特尔福德（Telford）、多麦克（Domecq）。 从法律角度上讲，多麦克先生的名字应该排在第一位的，因为我父亲和特尔福德先生只是他的经纪人。多麦克先生是工厂的主要资本——玛查努多（Macharnudo）葡萄园的唯一所有人。葡萄园位于西班牙半岛一片极其珍贵的山坡上。玛查努多葡萄酒的酿造工艺从根本上填补了雪利酒酿造标准下产生的“灌袋”和“干涩”问题。雪利酒酿造标准从亨利五世（Henry V）时代开始，广泛应用于干葡萄酒的制造。玛查努多葡萄园具有独一无二且无与伦比的白垩灰泥岩，种植出来的葡萄在任何天气情况下都不会开裂，除非已经熟透。我推测，彼得•多麦克先生应该是生在西班牙，而在法国和英国长大成人。他是一个享有很高荣耀、气度非凡的绅士。我不清楚他的具体身世，也不清楚他怎样成为葡萄园的主人，更不清楚他年轻时在戈登（Gordon）的工厂、墨菲（Murphy）的工厂和商行任职时担任什么职务。有关他的许多事情我都不了解。但他看着在房子里工作的领头职员——我父亲——兢兢业业为他工作了九年。房子崩塌后，他任命我父亲为他在英国的代理人，坚持提名让父亲担任工厂的首要合伙人，尽管父亲只履行作为其代理人的职责。父亲能完全信任多麦克先生的荣耀和感觉，却对他的判断和企业管理充满质疑。多麦克先生多半时间都住在巴黎，很少去查看在西班牙的资产。但是，他对科学种植葡萄的所有过程都了如指掌，俨然比他那片高地葡萄园里所有的工人都更具权威。他确保酿造出最高品质的葡萄酒，我父亲负责有关销售的一切事务。在他看来，这样的分工能取得最佳效益。第二合作人—— 亨利•特尔福德先生纳入合作团队，是为了满足伦敦市场开拓的需要。位于比利特街道的房产是属于特尔福德先生的。他在维德摩尔（Widmore）还有一处漂亮的乡村别墅。别墅靠近布罗姆利（Bromley），离肯特村庄（Kentish）很远（以当时的交通状况为评判标准）。
特尔福德先生是典型的英国乡村绅士，拥有较多财产，未婚，与三个未婚妹妹生活在一起。他受过高等教育，质朴、仁爱，过着精致的生活。在我的记忆中，他完美得不真实，更像一个美丽童话中虚构的人物。实际上，不管是在故事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从未听过，更没见过像亨利•特尔福德先生那样的人。他是如此绅士、如此谦逊、如此有感染力，拥有非凡的常识判断力，极度喜爱骏马，无法做出、想出、哪怕是说出任何会玷污赛马场和马厩的话语。他在马背上驰骋的生活占据了他人生中的重要部分。我相信，他不曾错过任何大型比赛。莱斯特郡（Leicestershire）整个赛季都在进行打猎活动，但是他从未下过注，从未发生过严重意外，也从未伤害过一匹马。父亲与特尔福德先生之间存在一种绝对的信任，他们之间的追求迥然不同，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父亲为特尔福德先生身为乡村绅士感到自豪；同时，特尔福德先生对父亲稳健运营工厂不犯错误的商业本能打心底里佩服。特尔福德先生对他们三人合作的生意的参与，通常仅限于仲夏时节我父亲外出度假的两个月。这两个月，他会现身会计室。偶尔，他会在开年时为生意订单奔跑一个月。这个时候，特尔福德先生白天从维德墨（Widmore）骑马到伦敦，签署信件和账单，阅读报纸上的新闻，然后骑马回家。所有需要经过深思熟虑的事情他都会询问我父亲，或者等到我父亲回来后处理。特尔福德先生一家对母亲和我都非常友好。只要有机会，他们都会盛情款待母亲和我。但母亲被这些非常有教养的人伺候，老是感觉不自在，因为这凸显了她早年教育的缺陷。因此，她拒绝拜访任何能让她感受自身教育缺陷的家庭（这恰恰使这种缺陷暴露无遗）。然而，特尔福德先生对我的教育产生了独特的重要影响。他采取了他妹妹的建议，送给我一本刚刚出版发行的带有插图的罗杰斯（Rogers）的《意大利》（Italy ）。这本书为我打开了第一扇深入接触透纳作品的窗口。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也许会说这份礼物指引了我一生奋斗的方向。但是，轻率的传记作家为此在我的名字前面加上一个新的形容词缀，就是巨大的错误了。我所处的环境凸显了这个意外的重要性。但是，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也是非常关键的，那就是我阅读罗杰斯的《意大利》之时，能够看懂透纳的作品。之前我没有见过透纳的作品，这是第一次接触透纳的作品。更重要的是，我从此狂热地迷上了透纳的作品。为此，可怜的特尔福德先生不得不一直忍受我父母的抱怨。尽管他的帮助并不是潜移默化的，但他这种更为直接的帮助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我父亲一度认为，仲夏时节的假期我们不应该雇佣一辆马车，此时，特尔福德先生就会将他自己的旅行马车借给我们。现在，相对两个人而言，甚至是对两个成年人和在3岁已经小有名气的我来说，老式的英式旅行马车是最为奢华的旅行马车。问题是我们必须得直起腰坐着，才不至于看不清楚石头砌的堤坝，才不会让车轮驶过堤坝边界。老式折叠梯子解决了旅行马车的高度问题，门口凹缝处放置着一个可爱的坐垫。我乘坐老式的英式旅行马车巡游的主要乐趣之一，就是看车夫放下梯子，折叠梯子。同时，我软磨硬泡地希望能够自己折叠梯子，但是我的心愿从未实现。 父母担心我会夹到自己的手指。 “尾座（dickey）”—— （如果我当时没有认真仔细地去追溯这个词语的词源，我想我现在也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语）—— 典型的代表是女王陛下邮车的指挥座位，是由警卫使用的；在古典文学作品，甚至是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就像鲍勃•索耶（Bob Sawyer）先生给塞姆（Sam）提供的解决办法一样，在特尔福德先生的双轮马车中，尾座也被放置到最后边，为的是更好地腾出空间，让腿更加舒服（如果一个人选择在晴朗的天气里外出旅行），使尾座下有大的地方来放置靴子和其他杂乱的行李。所有的行李，包括放在马车前面那些显而易见的行李，都由保姆安妮负责：打包、管理、整理、照看等。她整理物件的功夫几乎无人能敌。她折叠整理出来的衣物，平整得就像是刚烙出来的煎饼。也许，整理、打包东西就是她擅长的一门艺术，需要动脑筋，需要发挥空间想象力，需要仔细观察、一丝不苟。毕竟，要把旅行所需物品和行李的种类及数量控制得刚刚好，再将所有的东西装在一辆马车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预见能力。一个人过了50岁，总会缅怀一些出现在自己人生中的人，已经去世的或没有去世而饱经磨难的人。
我不知道别人会缅怀什么人。我只能说，除去父亲和母亲（我脑海中想象的人物不能与此相提并论），我真正缅怀的就是安妮——我父亲的奶妈，也是我的奶妈。她是铭记在我们心中的“许多人”之一（我们所说许多人其实也就那么几个）。她年轻时来到我家，后来一直在这里工作。她一生都在服侍我们。她有一个独特的天赋，能把令人讨厌的工作做得非常棒，最为突出的是照顾病人。所以，只有我们生病的时候，她的天赋才会大放异彩，她才会得到我们的重视。她还有另外一项类似的特长——总是说一些令人感觉不愉快的话。在采取任何积极行动之前，她看到的全是事情最黑暗、最糟糕的一面。遇到事情时，确切地说，是我们使唤她的时候，她讨厌尽可能快地采取行动，这是众所周知的，且屡教不改。所以，当我母亲与她一起安度晚年时，我母亲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她，要把她的茶杯放在小圆桌特定的一边。而毫不意外的是，安妮雷打不动地把茶杯放在小圆桌的另一边。结果，母亲每天早上吃完早餐后，就愤愤不平地向我抱怨：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女人被魔鬼控制了身心，那么安妮就是那个女人。尽管这位胸襟宽广、独立的人物偶尔会比较暴躁，比较偏执，但是可怜的安妮一生都被人使唤着，从15岁开始，到72岁高龄，每一天都得听从他人的支使、实践他人的思想、为他人创造幸福。她为几位亲戚积攒了200多英镑，由于分配存在分歧，在这几位亲戚之间产生了矛盾。她下葬后，这几位亲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彼此都不说话。如果这也算是她做的坏事，此外我未在任何场合听说她做过伤害别人的事情。前文提到的尾座，有两个人那么宽，成为“守护员”安妮不可或缺的物品。因为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途经风景秀丽的地方时，父亲也喜欢坐在马车外面饱览山色，此时尾座就派上了用场。马车并不轻巧。但是，所有的行李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非常精简，派不上用场的行李一件都没有带（多亏了能干的安妮）。这样，整个马车承载的重量就减轻了，可以在平整、光滑的邮路上轻盈行进。在那个时代，邮递业务非常发达。因此，无论哪个乡镇，驱车经过镇上的客栈时，听到下面院子里传来“马儿出来了”的吆喝时，通常在五分钟之内，你就会看到一匹身着“华服”的马儿欢快地从装饰闪耀、奢华的拱门一路小跑而出。看不到车夫，因为马车前面没有车夫的位置。但是，马车有四扇惊人合适的大型滑动窗户。 雨天，升起窗户，马车内滴水不漏；晴天，把窗户降下来，就组成了一个大型凸窗，透过大型凸窗，地平线上一半的乡村风景一览无遗。而我看到的视野更为广阔，因为我的座位是装我衣服的小箱子，非常结实，上面放着一块软软的坐垫。我坐在马车前面，在父亲和母亲中间，坐得笔直笔直的。因此，在旅途中，我并没有由于个头小而被忽略。相反，我看到的视野是最为广阔的。我对赶马车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但是，一路上，我把行李箱上的坐垫想象成马鞍，把父亲的双腿想象成马，不断鞭打马儿（就是父亲的双腿）催促他小跑前进。起先，我只是挥动着敏捷的手腕，在脑海中赶马车。最终，想象变成了现实，父亲送了我一根镶银的马鞭，我酣畅淋漓地过着赶马车的瘾。特尔福德先生提供的这些奢华设备，使我们的仲夏假期更加有趣。仲夏假期一般是在5月15日开始，或者是前后几天。父亲是5月10日生日。那天，我获准可以为父亲一年中第一个醋栗派收集醋栗。我在赫恩山花园北边的围墙扶壁之间的醋栗树上摘醋栗。我们不会在父亲生日之前出发。整个假期我们会按事先设定好的顺序，巡游一半欧洲国家。如果这些国家比较靠北，我们会顺道去拜访在苏格兰的姨妈。每天的旅游行程，如我们的家庭生活一样程式化。我们每天清早启程，行进四五十英里，然后从容享用下午4点的晚餐。因此，我们通常6点钟出发，踩着草地上晶莹的露珠，伴着山楂树散发出来的第一缕清香。如果当天的日程中有参观他人房子的安排，房子的主人一般是绅士，层次高一点的是领主，身份最显赫的是爵士，父亲就会勒紧马缰，停下马车，带着母亲和我虔诚地参观每一个房间。参观过程中，父亲与房子的管家、清高的居士或其他管事的人交谈时总是有意识地压低声音。父亲仔细聆听从他们嘴里道出的有关房子主人的家族历史，对这些零碎的片段表现出羡慕与敬佩。参观各种上层人士的房子对我产生的影响，我已在上文提及。也许我过早地得出结论，认为住在小房子里生活会更幸福。但是，在此之前我从未看到过装饰着格子窗户的乡间农舍，所以不会想到要拥有一个乡间农舍。我从未参观过城堡，所以不会对拥有城堡的人产生羡慕之情。不可置否的是，这些貌似朝圣者的旅程一般的巡回旅行和参观，激发了我对艺术和自然的强烈兴趣，帮助我最大范围地获取了相关知识，对我以后的人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回首往事，正是在这样的旅行和旅行过程中接触到的事物，让我保持了最真的自我，我的性格和人生轨迹显然没有随着父母的意愿发展。然而，儿童时代就显露出来的谦逊、质朴、平和的性格与对事物的感知方式，不可避免地在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过程中得到巩固。我不由地记起了克罗伊登郡低矮的红色屋檐和长满水芹的小溪流，沙子在跳舞，米诺鱼自由自在地在旺德尔（Wandel）的小溪里自由穿梭、跳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