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共和国》局部 节泓，你好！ 前段时间因为要安排明年的一些事情，讨论被延误了，现在继续。先从回答上次问题开始吧。一、提到个人经验公共化或者公共经验个人化，其实算是一个应对策略，因为这两者我都不相信，不是针对经验和公共性的真实性，而是质疑这两者的关系，是不是我们真的要去面对的？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政治意味如何发现和选择真正的问题。二、“平行系统”的说法也是有针对性的。面对越来越可疑的专业跨界和学科交叉，这种全球化关系整合后遗症，除了相互方法的简单挪用外，到底有哪些新鲜的价值？“平行”至少是一种放开的态度，索性等着，别把真的可能性吓跑了。三、上来先画一个大范围是自我提醒：创造中的观念滑移是必然的，从一件事，一个想法，滑移到另一个东西上去；另一方面也是要把自己搁在系统之中，既然角度的差异是想像出来的，倒不如向它靠拢。如何对这个展览保持距离，是我建立新的“关系”的开始。先写这么多，下次就具体过程和作品继续探讨。 石青 石青，你好。 首先，你的意思是认为个人经验和公共经验不可转换，是两者之间缺乏互通的可能和理由吗？若是如此，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具体的实例来展开，避免太抽象地探讨问题。接着，对于“平行系统”的补充，你例举了专业跨界和学科交叉，并提出了你对这种研究和实践的怀疑。我对这点持不同的意见。比如在教学上，我一直推行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而不把一个课题和实践固塞在某一个具体的专业领域当中。在课题的推进过程中，我认为，只有与其他学问有了交叉才能真正地做到“开放”。这样的“开放”是实际意义上的开放，不仅仅是方法论的互相借鉴，更有利于建立有脉络、有层次的研究语境，可交流的研究平台，以及有效的自我评估机制。最后，关于范围和焦点的问题，很想听听你通过作品来说说你要建立的新“关系”。 节泓 节泓，你好！ 上次谈到对跨界认识和理解不同，这是很正常的，世界的复杂性提供了多角度的观看可能，与其成为某种认识正确性和唯一性的捍卫者，不如成为它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就像之前说到的，搭建共存的“平行关系”。谈谈我具体工作的想法。 一、首先，植物肯定不是创作素材和内容，是想借助植物这个复杂的集群来做执行框架：从殖民历史，尤其南太平洋殖民史、植物分类学、植物园系统、经济作物的全球贸易，甚至中国花鸟绘画几个角度平行展开，彼此不分主次，没有结构秩序，依照各自惯性滑行，最后在展厅完成一个地理意义上的会合。 二、这样一堆作品放在展厅，按照当代艺术的观看习惯，观众主动去寻找它们之间的线索及其中意义（或者是我们常说的观念），而且观众想找就一定找得到的，因为大家都受过格式塔训练。但在艺术家这里，意义实际是没有会合的，甚至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作完成，按部就班地去纵容每个主题的惯性。视觉和方法上不主动整合统一，不主动划清边界，不主动融合对应，不主动建构对话，就是上次说的“平行关系”，甚至作品完成的敞开尺度比起点预留的还要大。 三、我把这种“平行关系”当作斗争手段，要针对的是当代艺术日益内缩的体制标准——一个观念清晰的，易分类的，可以被资本主义生产标准识别的艺术权力体系。在科学主义剪裁和基督教洁癖的反复清洗下，当代艺术俨然成了一个看上去物种丰富同时拥有清晰秩序的世界花园或植物园；而作为植物的原生地，却是秩序视野之外热带雨林，却是自治的，非权力规划的，自我淘汰的，平行生长的野生机制，遵循着另一套生存规则。在那里，生长先于组织，实践先于观念，没有预设的造型和规划，就像每天对待画布一样，只有在把画布涂抹遮盖后才能找到画面的编码方法。四、南太平洋岛屿的那些植物早就存在于上古了，当地土著也编织了相应的认知系统。但在近代建构的世界和历史中，似乎只有经过西方的那些探险家、传教士和博物学家们科学谱系的分类，才有了物种存在的意义。正如今天的当代艺术也是这样的分类视野：只有进入当代艺术植物园的视线，被鉴定、冠名和陈列，才有体制中的价值意义，与这种分类暴力的对抗不是去占领植物园，而是回到热带雨林，回到野生里去。五、去秩序地创作被迫要面对复杂的对象，这也恰恰还原了现实的本来面目，就像物理上的测不准定律一样，你无法获得递进而精确的意义和价值，甚至问题本身，只能保持一种虚焦的，有距离的，动态的观看方式，野生雨林的小径是交织的，变化的，生长的，无论观察和行走都必须舍弃现成的地图以及预设的目的。六、展览现场就是这样的堆积和呈现：大概四十到六十件作品，大小不一，主题繁杂，起点或材料都来自植物，每个作品都是结尾开放的半成品，准备布置成一个无法传统观看或完整观看的展示。在展览前，思路和执行一定还在游走，直到线索最终落实，形成事实，形成历史。 圣诞快乐！ 石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