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共和国》创造过程 石青，谢谢来信。 一、关于交流好在我也是实践出身，也不谙于理论间的周旋，你我算是同病相怜。对于你给自己定的规矩，我倒有一些补充。首先，我想，艺术家的理性可能和科学家的理性有所不同，我们不去置疑这两种理性的质量，也不必避免情绪和叙事，但有一点，我们要关注的是其可交流性。这种交流性虽然可以在艺术作品中或隐或显，但必须在我们的笔下达成，不然我们之间的交流所产生的文本便成了一种自恋。其次，你所指的实践一线的认识，我一贯称作实践引领的艺术生产，实践当先于理论总结，而非理论引发实践。这个大概就是在中文中经常出现的“实验艺术”的出处，尽管我不认同这种叫法。再次，你讲到的个人经验的公共化，并在政治的语境中铺展，我不太明白，能不能再说说看。 二、关于作品其实，我在英国的教学重点之一就是视觉实践中的方法论，因此，我对你的作品的出发点很有兴趣。你讲到的“不是一个方法，而是一套方法，确切的说是一套方法的组织”，正是“方法［method］"和“方法论［methodology］”的区别。也就是说，你企图在你的视觉实践的过程中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方法论，有策略地建立起一套思考、研究和实践的方法。 “植物”大概仅仅是你的借口，你的幌子，或者说你的切入点，你的比喻，而你的真正动机是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实践是种种发生和发展的灵魂。值得商榷的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姑且将“实践和理论”作为一种对比关系，而不是“实践和学术”，学术不等同理论，实践也可以很学术。建立以实践为基础的创作系统，也是一种学术系统，但并不就此排斥理性的梳理与批评。“野生”的概念很有意思，一方面反对人为的管理，即概念的套用，另一方面，也似乎更加彰显了一种天造地设的生长机制。前者是“人造”的，后者是“自然”的；前者是“假”的，后者是“真”的。至于“消解倾向”，或者按我的理解——“反风格化类型化”，努力剔除作品的“可归纳性”，还是回到了你对于当代艺术中理论强权的反叛，同时也说明了你对于实践本身的依靠，以及对于实践的创造力的信赖。你所说的“平行系统”，没有看明白，能不能再说得透一点。 三、关于“关系” 对于“关系”这个概念的关注，你的角度似乎是有点大，不好深入透彻地探讨，也难与其他艺术家形成不同的角度。首先，你所说的、或所困惑的所谓策展人美术馆与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可能在其他的展览和艺术实践中早已发生，但是我想，我们现在的这种沟通方式本身正在努力打破这样的陈规。我们都能互相认同艺术实践和策展实践的相对独立性（不是绝对独立），也能建立互有影响和补偿的交流。所以你原来在展览中可能面对的“关系”政治在此并不存在，或已然消解了。我不会去做命题作文的展览，正如你所警惕的那样，但是，也不会以展览的名义搜罗一些“当代艺术优秀作品”在一个大而空泛的标题下招摇过市。艺术家做作品和艺术家做展览（不管是个展或群展）是不同的，后者是需要有一个语境，有一定的框架。我们不必将这样的语境和框架看做是限制，因为我始终怀疑，排除任何框架的创造力其实是一种惰性。在现阶段，我们能不能再继续说说对于“关系”的认知，也许，你能将你的植物变成现实生活中一种活生生的具体“关系”的隐喻？再聊。 节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