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美 美与对艺术的思考之间有着很深的关联。哲学中研究艺术的分支 美学也研究美的本质。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艺术品就该是美的，甚至艺术的全部目标就是美。我们为何会这么想？我们所想的是正确的吗？ 18世纪，当我们的艺术范畴开始形成之时，美与艺术被放在一起讨论，因为二者都被认为提供了快乐。当哲学家们自问，这种快乐的特点是什么、它是如何被感觉到的时，他们的回答是：它是一种智力上的乐趣，我们通过一种被称为无功利静观的特殊的注意力来感知它。他们所说的“无功利”，意指我们在观看时抛开一切个人的、实际的利害关系。比方说，如果我们察看一个桃子是否已经熟得可以吃了，那么我们就是带着对直接的个人利益的考虑在观察它。如果我们往后退，欣赏它的颜色、纹理、饱满的外形，而心中并未想到吃它，那么我们就是在不带私心地观察它。如果我们喜欢自己所见到的，那么我们说，这个桃子是美的。 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的摄影作品《卷心菜叶》（Cabbage Leaf，2.9）体现了这种冷静的、保持距离的注意力。凝眸注视着光线轻抚优雅地拱起的菜叶，我们几乎可以感到自己的想象脱离了实际的思虑（它适合做成凉拌卷心菜吗？它是不是太蔫了？）。在看的时候，我们逐渐意识到，这个弯曲的物体是一个纯形式，而根本不是一个叫做“卷心菜叶”的东西。它看上去大概像拍岸的浪，或拖在草地上的舞裙。让自己的想象力这样跳跃飞舞，是哲学家们所描述的快乐的一部分。 但我们在看艺术品时，是否总能感到快乐？对于一幅像贝利尼（Bellini）的《圣母怜子》（Pietà，2.10）这样的画而言，“忧伤”可能是更合适的词。画的标题Pietà是意大利语，意为“怜悯”，它是基督教艺术中一个基本题材的名称，表现的是耶稣被人们从钉死他的十字架上放下来后，他的母亲马利亚抱着儿子的情景。贝利尼把这件作品设计成一幅祷告像，即意在集中和激发宗教冥思的画像。虽然题材既令人悲痛又感人至深，并不能让人快乐，但许多人还是会觉得这幅画是美的。 一些理论把美与对称、简单的几何形式和纯色这样一些形式特征联系起来。比方说，在《圣母怜子》中，贝利尼把马利亚的长袍处理成一个对称的三角形。基督所缠腰布的白色在马利亚的头巾上得到了延续。头巾的曲线与背景中路的蜿蜒曲折相呼应。她长袍的纯蓝色和纯紫色与天空的淡蓝色形成呼应关系，也与她背后植物的深绿色相配，画的其余部分则用的是柔和但鲜艳的矿物颜料。如果我们觉得贝利尼的《圣母怜子》很美，使我们有此反应的兴许就是以上这些特质。 为了静观贝利尼画作的形式美，我们使自己与使人产生同情的题材分离开来，有点像爱德华·韦斯顿为了拍摄照片，而超脱于他对卷心菜可能产生的一切感觉。但不是所有的艺术都能如此轻松地做到这种超脱。像弗朗西斯科·德·戈雅（Francisco de Goya）的《克罗诺斯食子》（Chronos Devouring One of His Children，2.11）这样的画似乎关闭了产生审美距离的一切可能性。它攫住我们的喉咙，展现给我们一幅恐怖十足的图景。 作为一名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度过职业生涯的西班牙画家，戈雅亲身经历过混乱的年代，亲眼目睹了可怕的残暴、愚蠢、战争和杀戮行为。作为一名为西班牙宫廷服务的官方画家，他受命画轻松愉快的场景、宁静祥和的风景和高贵庄严的肖像。在他出于个人原因创作的作品中，他表达了自己对人性日益悲观的看法。《克罗诺斯食子》是戈雅在自家墙上画的一组梦魇般的画中的一幅。根据它们不可抗拒的视觉力量和急迫逼人的寓意，我们认为它们是非凡的艺术。但我们必须承认，它们把快乐和美的观念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艺术确实能够产生快乐，正如最先研究美学的那些哲学家所强调的那样。但它也会激起悲伤、恐惧、怜悯、敬畏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情感。一条共同的主线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因画本身的缘故而发现了观看体验的宝贵。艺术让观看有了真实的价值。类似地，艺术可以是美的，但并非所有的艺术都试图变成美的，美不是艺术的必要条件。美一直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概念，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它，许多人因它而产生争执，却没有一个人能定义它。艺术家跟我们所有人一样受到了美的强烈吸引，一次又一次地回归于它，尽管回归的形式并不总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他们常常在新的天地，比如一片卷心菜叶中搜寻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