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国铜镜发展的文化背景 铜镜发展至战国，仅从铸造地域上看已远远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期。由于西周晚期时制度已近乎礼崩乐坏，王威陵夷的同时，诸侯间却热衷于搞强权政治，《战国策•秦策》曰“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莫敢不听”。这种局面至春秋后期，随着南方吴、越等国的壮大，争霸中原的斗争更加激烈。争当霸主，首要条件是增强自身的实力，因而各国也相继进行了一些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吕氏春秋•上农》记载“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改革的结果，使各诸侯国的国力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手工业和商业两个方面，而此后铜镜文化的发展，也得益于这两个方面。 从手工业来看，首先，青铜铸造再也不是王室的专利，冶铜和铸铜范围有了空前的扩大。目前在内蒙古大井、湖北铜绿山、湖南九曲湾、安徽木冲、山西侯马、河南洛阳和新郑等地都发现有大型冶铜遗址。据此分析，当时青铜成品的产量应该也很多，这在现代考古上已得到了证明。其次，量变引发了质变，主要表现为青铜铸造工艺有了质的飞跃。在手工业的带动下，各诸侯国的商业日渐发达，冲破了“工商食官”制度的束缚，出现了许多私商。而战国中期开始青铜镜数量的大大增加，也使铜镜商品化成为可能。辽宁、内蒙古、巴蜀、甚至两广地区等地，都出土过不在少数的与中原地区风格一样的青铜镜，说明青铜文化圈随着商人的流动而扩大，这也是政治力量所不能及的。 战国铜镜的特点总体上看，精巧美观，工艺精湛是战国铜镜最凸现的特点。 ① 器形 以圆形为多，极少有方形。体量上不大不小，绝对算不上厚重，虽然比较薄，但拿在手里有手感，且不压手，极适合日常生活上使用。 以小弦纹钮居多，钮座或方或圆，以后者为多。 唇边基本上是素边，上卷，或宽或窄，也是以后者为多。 ② 纹饰 纹饰精美，主纹、地纹层层交织，繁而不乱。以四层纹饰居多，个别的多达五层。战国铜镜的纹饰极富特点，与后代的隋唐明清铜镜有着显著的区别。原因就在于它的很多纹饰，与较早时期的青铜器纹饰有着明显的递嬗关系，如云雷纹、蟠螭纹、凤鸟纹和夔凤纹等等。但这些纹饰又非简单继承，在整体构图或局部稍加变异，形成自己的时代特点。以纹饰而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战国铜镜大致有以下几种：四山、五山镜，连弧镜，雷纹镜，龙、凤、鸟纹镜，蟠螭、夔纹镜，花叶纹镜等。以上纹饰多结合出现，如连弧蟠螭纹镜，夔凤纹镜等。 ③ 工艺 战国青铜器的最大特点是工艺精湛，错金银、镶嵌、鎏金和镂空工艺已被熟练掌握，这得益于当时整体工艺水品的提高。但是很奇怪，战国青铜镜上很少见到应用以上工艺技法，所看到的大多是在纹饰的层次、细腻上下功夫。另外，此阶段的个别铜镜上出现了彩绘装饰，明显反映出了当时正在发展的漆器上的风格，表现了一种跨界的工艺和审美特点。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青铜器是首屈一指的，当然也包括青铜镜。与其它时代相比较，收藏的战国铜镜在数量上并不是很多。但由于绝大多数都来自于清宫旧藏，可谓流传有绪，著录清晰。这也是其他出土铜镜只能望其项背的原因所在。有意思的是，最初这批战国铜镜曾被误认为是汉代铜镜，如清代乾隆时期编纂的《西清古鉴》、《西清续鉴》收录有清宫旧藏的293面铜镜，书中仅分为汉、唐两部分，其中有的战国铜镜被误断为汉代。民国时期，梁上椿编著的《岩窟藏镜》称得上是国内第一部科学研究铜镜的专著，共收录各代铜镜624面。与之比较，《西清古鉴》、《西清续鉴》中一些汉镜都可归入战国。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各地出版了许多铜镜图录和专辑，所列铜镜绝大多数都有着明确的出土地点和墓址，理所当然地成为各代铜镜的标准器。至此，清宫旧藏的战国铜镜在断代上再也没有歧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