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我住在北京大杂院里，老房破旧，地面潮湿，但房顶很高，原先是会贤堂的餐厅，被隔成几家住户。我家用一大块布帘遮挡卧床，床后特制了一个高大木架，架上挤满我的大幅油画，油画踞高空，防潮。因取拿不便，轻易不让人看画。那年月，苟全性命于乱世，我不接待来客。有一位友人恳请我接待一位对我作品的知音，是一位驻丹麦的大使秦先生。我很犹豫，因从不与官场交往，何况是外交官，里通外国之类的帽子躲都躲不掉。经再三说明秦先生对艺术的爱好及来访之诚意，我接待了，并爬上画架翻出几幅油画请嘉宾看。在看画过程中，我了解秦先生确有水平，他之赏识我的作品，出乎真知与真情，他并送我一只西德烧制的彩绘小瓷盘留念，盘很美，作者署名BJEM WIINBLAD，此盘今日仍悬于我方庄家中，后来我多次出国，在好几个国家见到他的作品，价昂。秦先生休假期满返丹麦前，托友人传话，问我愿不愿为丹麦使馆客厅作一幅油画，他认为这样风格的油画外国是没有的。我同意了，因时日仓促，便依据旧构思作了一幅《北京雪》，就是我那破杂院门前美丽的什刹海之雪，这是我惟一的一次为驻外使馆作画。 画走后，我与秦先生也再无联系，渐渐淡忘了，但偶或亦会惦念到这幅作品。 20年岁月匆匆流逝，1994年我随全国政协李瑞环主席访问北欧五国，其中包括丹麦。于是20年前的旧作《北京雪》立即浮现到眼前来。她真的到了丹麦吗？丹麦人见过她吗？她还健在吗？抵斯德哥尔摩时，使馆的一位参赞先生告诉我，说在丹麦大使馆有我一幅画，他几年前当信使时，亲眼见过。心怦的一跳，万里寻亲，已有可靠线索，作品肯定是曾定居丹麦使馆了。但参赞先生是几年前见到的，近几年我的画价不断上升，参照我赠国内的许多作品被出卖的下场，怕未必真能探视到远嫁丹麦的女儿了，喜讯似乎又成了心病，我对谁也不吐露这心思。 访问日程排得紧紧的，但总按序进行，终于到了哥本哈根，等到了要去大使馆会见华侨和留学人员的一天。似乎被命运作弄，要去使馆客厅参加*之前我恰好有别的事，耽误了，未能随集体去客厅。待我单独赶到使馆，*已结束，我被直接送到大使官邸参加小型活动。在闲谈中，李瑞环主席指着我对现任大使郑先生说，你们客厅里悬挂着吴先生的一幅油画，知道吗？郑先生茫然，说不知道，李主席笑说可以请吴先生亲自鉴定。我感到突然，几乎不能自持，但仍保持镇静沉默，没有插话。我一向不在画面上署名吴冠中，后因假画太多，于*十年代之际开始在水墨画上签署吴冠中，在油画上则永远只签一个荼字，也因油画笔写汉字困难，写个标志即可。作品的风格与质量才是作者最权威的签署。严格地讲，作品毋须署名，有水平的观众一眼就认出是谁的作品，真有生命的作品是无法仿制的，如鲁迅的文章和梵高的画。在这幅《北京雪》中我也只是在树根隙缝间写一个小小的红色荼字，一般人根本不注意或找不到这个小红点字样，李主席是如何认出的，我后来也没有问过他。时间的分配真是分秒必争，晚餐后我们集体离开了大使官邸。我的心思没有宁静，20年前的这幅画质量究竟如何，会不会嫁出了一个丑女，画面保护得如何，有否破损、变色……第二天，利用一点空隙，我要求驱车去使馆客厅看一眼这幅画。画面仍保持完好，质量也可以，一块石头从心里落下了。同使馆人员聊天，他们不知道这是谁画的，每当使馆举行招待会，也常有外国人问及这是谁的作品，因他们很少见中国的油画，回答说大概是一位青年画家所作。客厅里布置的大多是瓷器、贝雕之类，这是惟一的一幅油画，并挂在一角不醒目的位置。我立即想起当年秦大使的用心，他走后使馆人员已更换了多次，都不知道这是谁的作品，也许连秦大使也已被遗忘了。 1994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