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从1990年9月29日的《文艺报》上，读到苏丁对港台诗人余光中诗观的评述———苏醒的中国意识。文中谈到余在创作初期受西方现代派影响，后来又由现代派的同情者转变为叛逆者；他开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者，后来又成为“回头浪子”。当他独在异邦为异客时，中国诗人的敏感神经末梢都暴露在国外严酷的气候里，在高大的洋人中间，搅痛了他的中国意识，感到“不痛快，不痛快”。他后来对传统感到应入而复出，出而复入，以至自由出入。他说自己生完了现代诗的麻疹，已经免疫了，再也不怕超现实主义的细菌了。他认为要发扬中国文化既不能靠只知抱残守缺的“孝子”，也不能指望极端西化的“浪子”，而是要靠能出而能入，去而知返的“回头浪子”。他对民族与西化，传统与现代等当代文化中最为冲突的命题的答案是：“西化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最终目的是中国化的现代诗。这种诗是中国的，但不是古董，我们志在役古，不在复古；同时是现代的，但不应该是洋货，我们志在现代化不在西化。”又说：“艺术的联合国正如政治的联合国一样，是先要取得一个国籍始能加入。”
我不认识余光中本人，只偶然读过他几首极有特色的诗，并读过他翻译的梵高传。但从他走过的历程，从他向中国回归，向丰富的传统文化吸取营养，又开放性地运用现代诗的技巧，对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方面的实践及主张，我深有同感，也正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语言或色彩，诗与画虽各有千秋，技艺的范畴各不相同，但正如他指出：“伟大的作品在空间上都具有民族性，在时间上都具有时代性。”想起去年春天，偕老友秉明重访巴黎枫丹白露，在米勒故居前的石条凳上我们并坐留影，秉明说：上次陪余光中来，也是坐在同一位置拍摄了相同的镜头。秉明深知中国诗人和画家的心态。
在波斯顿博物馆看到不少日本艺术品，负责人吴同告诉我，这大量作品是用极便宜的价格收购来的，因明治时代反传统，传统文物当废品一般被抛弃，仿佛中国的打倒“孔家店”。今天日本捐赠大量资金，来装修陈列他们国宝的展厅。在东京的日本美术馆里，陈列着明治时期学习、模仿西方的油画，只是二三流水平的作品，却曾是全盘西化浪潮中的宠儿吧！
日本浮世绘予欧洲印象派时期以新的刺激，梵高就是东西方杂交品种中最出色的典型。今天日本人高唱日本主义，举办浮世绘与印象派的对照展览，强调其曾赋予欧洲的影响。可惜我们没有经济力量，如果主办一次日本绘画受中国绘画影响的大规模对照展览，是真真的学术研究，也是增强民族意识的爱国主义之展，若以此展名之为中国主义，只是顺着日本主义的旧名词来理解历史的真实，不同于阿Q的精神*。
北京举办的亚运会洗刷了“东亚病夫”之耻辱，但亚运会与奥运会尚有差距，有人认为亚洲人的体质及食物结构等等处于劣势，不易与西方人较量。但不少世界冠军，不论是美籍或加拿大籍，其实都是黑人，是非洲人。如果处于劣势的体质尚可赶上去，则中国人的智慧决不处于劣势，我们盼望文学艺术的奥运会！我重复我对文学艺术的信心：中国的巨人只能在中国土地上成长，只有中国的巨人才能同外国的巨人较量。
1990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