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姑妈珍妮特已经去世了，她在世的时候朋友和家人都亲切地叫她妮妮（Nini），她将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都花在了中国皇家艺术的研究上。不幸的是，姑妈还没有完成这项工作就去世了。在她1996年去世以后，我决意继续她的工作，出版她的遗稿。姑妈在这项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热情，她所做的一切及这个有待于完成的课题的重要性使我坚信，让遗稿（和她的努力）与姑妈同归于寂必然是一个悲剧。 珍妮特姑妈的大部分遗稿都需要重新组织、编辑，不完整的脚注需要考证，一些事实性的材料也需要添加，所幸原文大都有草稿。她没有写完第五、六两章和结语部分，前面的章节之间也有衔接不好的地方。尤其是第六章，这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故宫的历史，这一章需要增删核正的地方最多。虽然我的研究方向并不是中国现代文化与艺术，但是作为一个研究新中国历史的学者，完成这一章的工作还是吸引了我，我深信自己能够提出一些专业性的意见。正像我姑妈在研究故宫博物院和皇家收藏的早期历史时已经揭示的那样，我发现故宫和皇家收藏在新中国以后不仅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还是当时各类政治、社会事件的一个缩影。深入研究这些方面令人着迷，它为我研究同时代的中国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考察领域。有关新中国成立后皇家收藏的历史，我能够收集到新近在中国出版的资料，而且我还和故宫的几个工作人员进行了面谈，他们有的仍在故宫工作，也有的已经退休。在我写完这一章的草稿后，姜斐德（Alfreda Murck）博士为其修订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她无私地和我分享了她自己关于中国这一历史时期的知识、访问和研究。我还深入钻研了前几章所涉及的时代及这几章之间衔接不畅的地方，特别是讲述民国时代的第三章。总之，在尽力完成并改进原稿的同时我也尽量保留了姑妈最初的意见和她第一作者的身份。 无论如何，仅仅是我个人的努力并不足以完成这本书。我要向高居翰（James Cahill）、罗覃（Thomas Lawton）和姜斐德致以衷心的谢意，他们三位在中国艺术和绘画方面都是世界领先的学者，同时也是我姑妈的好友和同事，他们为我和姑妈的这项工作提供了大量有益的帮助。他们细读了本书的草稿、对书稿的完善和修改提出大量建议，这一点让我感激不已（相信我姑妈也是一样），没有比他们更富有卓识和助益的同行评论者了。我还要格外感谢美国史密森博物院所属的弗利尔美术馆及萨克勒博物馆前任馆长（the Freer and Sackler Galleries of Art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罗覃博士，他为本书撰写了序言。乔治·华盛顿大学出版社指定的三位同行评论家（匿名）同样给予本书积极的、建设性的评价，这些评价意见有助于书稿在叙述上更加清晰，整体上更加完善（包括对插图的意见）。我要感谢所有这些人，他们都相信本书讲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故事——一个对于中国现代历史和中国艺术史同等重要的故事，一个需要使中国学术界和公众知情的故事。他们的信心和支持对于完成这部著作不可或缺。同样，我也要感谢所有为这本书贡献插图的机构。要确定插图中每一件艺术品的收藏地点并非易事，然而这些艺术品可能会为研究提供一个更为丰满的背景。 我姑妈有三个女儿——苏珊·艾尔门多夫（Susan Elmendorf ），南希·西肖尔斯（Nancy Seasholes）和卡罗尔·斯坦因（Carol Stein）——她们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并精细准确地完成了原稿的大部分录入工作。原稿在内容的编辑方面融进了梅德林·C·罗斯（Madelyn ）专业性的意见。我的妻子罗英利（Ingrid Larsenise）是美国史密森博物院所属的弗利尔美术馆及萨克勒博物馆的中国艺术史学家，她帮忙考证了模糊不清的引文，补齐了参考书目，为本书配了部分图片，并对原稿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感谢乔治·华盛顿大学出版社的执行编辑迈克尔·达克沃斯（Michael Duckworth）的支持及他为书稿出版提供的赞助，感谢朱莉·范佩尔特（Julie Van Pelt）对书稿所做的专业性文字编辑，感谢马里林·特鲁布拉德（Marilyn Trueblood）在书稿从撰写到出版的整个过程中所给予的指导。 这项工作经历了漫长的准备时间，由一个人开始而由另一个人完成，还常常因为我要做自己的项目而被拖延，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感激姑妈的家人对我的耐心。最后，我想姑妈对最终的结果一定会非常满意，对她在这个令人着迷的题目上所做的最初探索，我们所有的人都心存感激。在收集了大量相关的历史资料后，我们终于将本书呈献于读者面前。这本书并不是这个题目的定论，而只是将来更加详尽具体的学术作品的一块基石。 谨以此书深情纪念珍妮特·香博·埃利奥特女士（1912年9月11日—1996年4月2日）。 沈大伟 2005年1月于华盛顿 |
